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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bie03

　　从当时的整体战局来看，北平已三面被围，就算傅作义一面能长久顶住，又能如何？

　　见好就收，亦不失为聪明之举。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激动了一下，准备谈判的那些人也应该好受一点吧？

　　恰恰相反，对于他们来说，炼狱已经开始，心灵的煎熬早就提前启动。


　　最受煎熬者，黄郛是也。

　　谈判代表再觉得委屈，也只是害怕正式谈判的那一天到来，黄郛不一样，他是中日谈判中国一方的实际幕后操持者，他必须要为一切承担后果和责任。

　　不过，请黄郛出山，也证明老蒋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当此之世，几无人能及。

　　一年后，进入外交部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获得晋升的高宗武来到华北。这时候的小高虽然年轻，却被中日朝野一致看重，连外长都对他青睐有加。黄郛自然也很欣赏他，不过在黄郛眼里，高宗武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孩子”，他离成熟还远得很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江湖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事实上，在“六人合议”时，黄郛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说出来，那就是跟永津会面时，中山书记官也发了话。

　　中山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问黄郛：你知道为什么华北的情况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说，为什么你们会被我们关东军教训吗？

　　不等黄郛开口，他来了个自问自答：因为你们排日。

　　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因为你们排日，所以无法获得我们政府和关东军的信任，因为无法获得信任，所以关东军要打你们。

　　一听下来，全是日本人固有的那种混帐逻辑，狗屁不通。

　　不过中山下面导出来的那个要求，就不简单了。

　　中山说，中国如果想重获日本的信任，很简单，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废止排日教科书，解散“排日团体”和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

　　黄郛一边应付，一边脑子里却在紧张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害关系。三个要求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杀伤性的狠招，一个比一个猛，其中又以中央军退出华北为最。驻军一走，华北必然空虚，日本人不就可以混水摸鱼了吗？

　　黄郛于是试探性地对中山说，其它或可考虑，但中央军是不能撤的，因为华北地方部队和派系很多，为维持平衡，中央军多多少少有驻留一些的必要。

　　中山马上反驳，强调中央军决不能留，最多是把现有地方部队加以整编而已。

　　经过一番旁敲侧击，黄郛总算弄清楚了，原来中山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关东军的意思，也没有被放进正式谈判的内容中去，甚至还没有向上级汇报过，只是他老兄的自说自话罢了。

　　黄郛暗暗松了口气，但他仍然感到十分担心：万一这三个要求被加入正式谈判的条件，华北等于羊入虎口，纵无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的条款，中方也面临着利益的极大损害。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说服对方。

　　这个对方是很有讲究的。虽然未来的谈判代表都是军人，但按照外交惯例，真正在幕后决定大政方针的，应该是政府才对，比如中方就是如此。然而，黄郛第一个找的却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直奔目标——关东军。

Robbie03

　5月24日，他派特使到达长春，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按照黄郛的交待，这位特使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还会继续吸收“对日友好人士”进来，以后绝不会有敌视关东军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特使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混，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再找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于武藤来说，按照参谋本部的要求与中方停战谈和，也只不过是临时敷衍之举，实际上心里仍然很不痛快。不客气地说，在武藤的心里面，希望谈判最好能破裂的念头都有，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占领华北，多爽啊。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自己打了退堂鼓，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去即可。

　　与此同时，黄郛的担心却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自从跟黄郛说出了那番话后，中山书记官自己也被自己的“伟大设想”激动得晚上觉也睡不好，当即发出电报，向国内的内田外相进行了汇报。

　　可以被称之为投机专家的内田接到电报后，顿时眼前一亮，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刻紧抓不放。

　　他和中山、永津这些人一样，都认为要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敲中国一笔竹杠，现在中山开出了价码，他认为还不够，必须把承认“满洲国”这一条加上去。

　　不过，内田也并非笨人，他也知道明着要中国人承认伪满是不现实的。

　　那就另辟蹊径。

　　自从“满洲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关内关外一直既不通车，也不通邮。照理，从两边实际需要出发，确实有商议解决的必要，但内田却在里面藏了坏心眼，执意要夹带私货。

　　他咬文嚼字了半天，弄出了一句话，叫做“除去政整会管辖区域与满洲国领域之间交通的一切障碍”。

      你可别小看这句话，因为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恶毒的意图，那就是如果中方一旦接受，就等于默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Robbie03

　　内田认为，这些东西光嘴上说说还不行，一定要形成文字，也就是说，除了停战协定外，应该单独再搞一份政治协定出来，并借助关东军的武力威胁，逼中国人在上面签字。

　　计议已定，这家伙马上忙乎开了，他一方面跟参谋本部联系，要求在停战谈判时，把这个所谓的“外务省提案”作为捆绑的政治协定加进去，另一方面，电告北平公使馆，让他们想办法和关东军联系，看能不能参加当天的谈判。

　　费这么大劲，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耻高气扬的关东军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政府的位置，更惶论一个小小的外务省了。

　　黄郛在稳住关东军后，也在通过各种关系尝试让日本政府在这节骨眼上采取缓和态度。

　　在上海时就被黄郛打动的有吉明公使首先出马，这位先生为了说服内田继续力挺黄郛，不惜拍了一份长得离谱的电报回国。

　　有吉对内田说，黄郛很不容易，我亲自跟他谈过话，看得出他是真心想解决问题，改善两国关系的，而且他也确实得到了蒋汪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你不要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承认“满洲国”，能够签你们弄出来的那个政治协定。不可能的，你们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把他逼下去，而黄郛一下台，华北事态将一片混乱，到时候我们即使占领了，也是控制不住局面的。

　　这番话真可谓是苦口婆心，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忍不住说了，其急切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然了，有吉也不是真心帮我们中国人考虑，他的出发点和关东军想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以便黄郛这个“好人”，通过他的政整会“自动自发”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说到底都是一帮货真价实的坏人，只不过捉摸出的坏招不一样而已。

　　有吉能说服内田吗？或者说，内田这个上司能接受下级的劝告吗？

　　对于黄郛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停战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初步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却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但黄郛已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蒋汪的态度。

Robbie03

　　对于黄郛未经请示，先斩后奏这件事，因为前面表过态要“共负责任”，两个当家老大表面上都还能做到自揽责任，说“事巳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可是他们对停战谈判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停战可以，但不能见诸文字。

　　黄郛看到指示后，几欲拿脑袋去撞墙：你连个字都不愿意签，那日本人也不呆不傻，在占据完全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肯停战呢？！

　　汪精卫自己也觉得这个要求太难为人，所以随后又补充说，万不得已，文字就文字吧，但只能限于军事，不能够涉及政治。

　　他最在意“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因此一再让黄郛等人盯紧点，在谈判时不能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出现此类“疑似文句”。

　　黄郛不得不给他讲明白，到目前为止（以后就难说了），双方参与谈判的都是军事长官派出的军人代表，他们的资格不足以代表国家，不会有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出现。

　　至于“疑似文句”，黄郛表示一定“时时防范”。

　　汪精卫这里还好一点，毕竟在这之前，是他代表政府先拍过胸脯要担责任的，那边老蒋可就不一样了，口口声声都是义正辞严，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别人完全驳他不倒的。

　　老蒋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跟日本人是在停战，而不是议和，界限要分清楚。

　　如果要见诸文字的话，跟他们签协议，对方在条款上肯定会有“种种难堪之苛求”，说不定什么东三省啊，热河啊，都会夹在里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着他的道，结果等于是承认割让东北和热河了，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干呢？！

　　最后，老蒋做了一个退一万步的假设：真要签协议了，最多也不能超过去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按老蒋的意思，淞沪停战，无论怎样，日本人总算是退出去了，我们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没捞着什么赔偿（当然了，你又没打赢），可是对方也没得着我们什么。现在不一样啊，东三省和热河就被他们捏在手上呢，所以现在要签协议也可以，让他们把这些地方再退出来！

　　什么，不干？

　　加强城防设备，跟他们打到底，打到他们老实为止（“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滞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老蒋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甚至提到他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高无上之决心”，那就是绝不让日本人在华北得到一点便宜。

　　捏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算看出来了，老蒋的电报，起码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对黄郛未经报告，征得其许可，就和日方商议的事仍不能释怀，换言之，也就是对黄郛不能充分信任。

　　黄郛对此当然有理由表达不满。用他的话来说，既然老蒋你硬要我“肩此重任”，就必须给以“同等信用”。

　　面对这个义弟的不信任，黄郛也只得拍起了胸脯，保证自己“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

　　第二层，老蒋不是在认认真真地跟他商讨策略，而是“专为表面激励之词”，通篇都像在做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一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因此，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提出，如果老蒋还要让他在华北支撑危局，一定要真实地遵守当初兄弟结义时“甘苦来时要共尝”的约定，不能把什么苦都推给别人，让他人来替自己顶缸。

　　情急之下，他还直接揭了老蒋“最高无上之决心”的底：那个决心还是日军侵入热河时，你在南昌动身北上时下的，如果你的“最高决心”这么管用，战局还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黄郛这是真急了，的确有些“神经剌乱，急不择言”。对方好歹是领袖，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把人家扒得这么精光嘛。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很早就谙熟这样一个道理，即“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因此，不管黄郛怎么给他分析，他都坚持不相信“倭寇有休战诚意”。

　　他认为，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老蒋。天皇、政府与关东军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一流的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汪了，这与国联外交失败前，中国外交政策侧重于对英美，而不是对日有一定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重视研究日本，就能了解吗？也不尽然。

　　说到底，这世上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见黄郛把兄弟誓言都拿了出来，老蒋受到了很大震撼，遂连日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探讨对策，同时向黄郛叹苦经，表示“甘苦共尝”的约定不敢忘记，自己如此慎重，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日本人“生性最狡”，怕上他们的当，而我们自己内部又“复杂万端”，不能不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把大家都解放了出来。

Robbie03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事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到达庐山的黄绍竑自言，他一汇报完情况，得到老蒋的首肯，就觉得放下了千斤重担。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Robbie03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熊斌愣了一下，也拿出一份中方拟定的停战协定草案，可是冈村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

　　要签，这签我们这一份。

　　现在是上午9点，再给你们3个小时考虑时间，到11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停战协定跟永津当初代表关东军提出来的条件差不多，即中国军队必须撒到停战线以南以西，随后关东军自动撤到长城一线，原被其占领的河北十九县由中国方面重新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以保安队警察来维持治安。

　　这实际上就是关东军通过“弹性用兵”的方式，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个100公里缓冲带。

　　熊斌不断地与其他代表商榷，一共五个条款，几个人睁大着眼睛，一遍遍地“咬”过去，确保不会出现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热河这样的绝对禁忌。

　　还好，没有发现可以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们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熬到10点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但是最让大家担心的政治协定却一直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让代表外务省的中山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黄郛派出的特使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参谋本部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啊，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中山和永津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中山自然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中山带来的那个提案，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安慰中山：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中山带来的“外务省提案”，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华北分离运动”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定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整个华北也就都交给了日本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侵入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停战协定签定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协定签定后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对黄郛来说，这些尽为意料中事。

　　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一直做这样的局外人。

Robbie03

　　他原本跟打仗扯不上边，长城抗战打响时他尚在莫干山上，所谓“山居六载不问世事”，等到仗都快打输了，他才临时救急，能做的也只是“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利害”，之所以“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是希望能签一个稍稍对中国人有利的城下之盟。

　　有言论称黄郛是奔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才北上的。他只能报之以一笑，坦承自己“上无父母，下无子嗣”，除国家观念外，绝无半点政治欲望或升官发财的念头。





黄郛，后世称“卖国贼”……

mafian

谁让你那么猛力的按的

我是剪剪双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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