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甲申中国足球祭》

尼洁洁

今天是2005年的第一天，北国的风雪与南国的艳阳相映成趣。
　　 我们依然在路上，或怡然自得或行色匆匆，回首过去的一年，你肯定有许多难忘的记忆，它们或快意，或悲伤，但都成了过眼云烟，定格在了记忆中的都是最难释怀的东西，比如中国足球，也许看到这几个字就让人不舒服，但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都不会拒绝对它的分析与探讨，一位师兄曾对我说：“中国足球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因为它病得厉害，就对它弃之不理，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医好！”我很受鼓舞！
　　 这是我花三个多月写的一篇有关中国足球的年度总结性文章，很长，将近两万字。我不敢说它有多好，但它绝对不同寻常；它可能比较晦涩，但它决不人云亦云，它不就足球谈足球，而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它讨论的是比体制更深的社会、制度、文化等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因素，特别是龚建平、中超和阎世铎这三章，涉及到法制、经济、官僚政治等问题，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在新年的第一天，我愿意把自己的《甲申中国足球祭》拿出来，献给中国足球和所有关心、热爱、思考它的人们，并与大家共勉，为中国足球尽绵薄之力，希望它能健康茁壮成长，了却我们共同的心愿！
　　 我讨厌戏谑与调侃，但我不反对别人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谓有教无类，正因为彼此不同，世界才显得更精彩，但我更欣赏严肃的态度，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
　　 如有媒体愿意转载或发表，请事先务必通知本人，谢谢！
　　 邮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题记
　　
　　 甲申中国足球祭
　　 文/邹鲁
　　 2004年，在中国，论干支为甲申年。
　　 这一年，世界上虽仍有局部地区动荡不安，但在整体上呈现升平之象。中国也在稳定的环境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保护私产成功写入《宪法》，党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前行，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实现历史性突破等，都显示了它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
　　 然而，各项辉煌成就的背后也有无法掩盖的问题，仅体育领域而言，一向最为大众喜爱的足球遭遇了职业化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溃败：
　　 3月20日，被誉为“超白金一代”的国奥队在武汉被弱旅马来西亚1：1逼平，事实上，仅打了两场比赛就被淘汰出雅典奥运会；
　　 8月11日，昔日的世界亚军“铿锵玫瑰”在爱琴海畔0：8惨遭德国女足蹂躏，在世界上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11月17日，阿里汉率领的中国国家队7：0大胜香港队，却因比科威特少一个进球，提前两年告别德世界杯。
　　 与此同时，国内联赛中的假球、黑哨、赌球、吸毒、罢赛等丑恶现象愈演愈烈，使职业联赛变成了一出闹剧。进入10月，以徐明为首的投资人掀起了一场改革风暴，与足协展开了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又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中国足球也因此跃出体育范畴成了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一跃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为什么偏偏足球水平与它的大国身份明显不符？职业化改革11年后，中国足球为什么却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束缚足球发展的因素到底是不是为无数论者所指摘的足球体制？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中国足球向何处去？
　　 不从根本上厘定问题，肃清认识，就不容易看清发展方向，改革也就不会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甲申中国足球祭》以阎世铎、龚建平等人，国字号大溃败、中超改革等事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中国足球面临的种种困局和悲剧，试图拨云见日，从社会、制度、文化等角度窥探制约足球发展的深层因素，希望能对当下和未来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国奥：希望与泡沫的轮回
　　
　　 3月20日，沈祥福的心情一如武汉沉闷，阴晦的天气，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说，四年的心血啊，就在今天全毁了。
　　 沈祥福所说的心血就是他花了四年功夫精心打造的国奥队。当天晚上他们耻辱地被“鱼腩”马来西亚队逼平，加之此前又0：1输给韩国队，相当于被判了“死缓”，就像10月13日以后的国家队一样，虽然理论上还活着，但也只是挣扎个早晚的问题。
　　 这支曾经令人神往，被誉为“超白金一代”的球队迅速变成废铜烂铁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他们曾经在亚青赛上战胜宿敌韩国，在世青赛上惜败阿根廷，曾带给人们无限憧憬和期待，为什么短短两年时间那支曾经朝气蓬勃的队伍变得死气沉沉，畏首畏尾；为什么投入巨额民脂民膏培养的球队迅速走向瓦解，变成了泡沫；谁来为他们“生于无畏，死于轮回”的悲剧负责？
　　 2002年之前的沈祥福和他的弟子是幸福的，那时他们不受关注，没有任务，没有领导讲话，生活、训练、比赛条理有序。在此之前的阿根廷世青赛上，他们光芒四射成功打入八强赛，只是惜败于东道主；随后的大运会上，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四强，延续了世青赛时的辉煌。
　　 但2002年成了这支球队的分水岭，升级为国奥后，他们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他们在土伦杯上惨败；亚运会上，阎世铎没有兑现两年前他给沈祥福的承诺——“我可以让沈祥福输三年球”，而是要求他们必须赢日本，结果还是输了；亚运会后，随着光环的褪去，国奥短暂的幸福时光也到头了。领导们没面子，沈祥福也罩不住了，作风不行，拼劲不足的大帽子相继被扣到头上，于是领导讲话来了，“三从一大”来了，快乐足球，科学训练却没有了。
　　 然后，在西班牙，在昆明，在毛家湾，沈祥福的球队变成了田径队，一天一个万米跑，训练不顾伤病，不顾球员死活，封闭集训100多天，人都被练傻了，还怎么踢球？杜威曾无奈地说：“我们吃了多少苦，我想不通啊！”
　　 不讲科学，不讲原则，不顾体育本身的规律，单凭领导们的官僚作风和“三从一大”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为指导，也许才是国奥兵败的真正原因和深层悲剧。
　　 3月20日后，国奥旨在进军雅典的目标变成了为荣誉而战，但输得这么窝囊，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整整两个月后，在国奥客场艰难战胜马来西亚赛后，沈祥福泣不成声。也许此时，他早已没有了对不起领导的压力，他在乎的是这帮四年来同他朝夕相处的弟子，以后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了，很多队员也哭成了泪人。
　　 那个夜晚，在“沈家军”里只有一个大大的“情”字！这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悲剧，但它注定它不会永远动人！
　　 国奥队的失利也由此拉开了甲申年国字号大溃败的序幕，这一螺旋式下降的过程一经启动就再没有停下来。
　　
　　 龚建平的生前死后
　　
　　 7月11日，亚洲杯开赛前6天，中国唯一受到严惩的“黑哨”龚建平服刑其间因病在北京离世，时年43岁。
　　 他的死极为离奇，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对一个此前身体健康的裁判来说这极为不正常。
　　 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也许龚建平的悲剧不会引起普遍的同情和关注。毕竟，这么多裁判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被揪出来？他收黑钱固然是犯罪，但那些行贿者和其他的受贿者呢？法律惩恶扬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何在？
　　 龚建平走了，他的死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整个体育精神，职业道德，民主和法制带来的思考可能更有价值，意义也可能更为深远。
　　 如同法官代表公正、公平、正义一样，裁判是体育比赛中正义的化身。为了保证公正裁决，不收受贿赂，古希腊奥运会前，裁判都要摸着动物内脏对神发誓，因为他们是体育比赛正常进行的核心和灵魂。
　　 但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由于长期受到不讲诚信，无规则等意识的影响，法制建设的落后，人们素质的低下等原因，全社会还没有形成规则至上，遵守规则的意识和习惯，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体育领域就是只要赢，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于是，贿赂裁判，给裁判施加压力等大行其道，俱乐部一切为了经济利益，谁还在乎公平竞争，维护体育精神？
　　 在中国，裁判、球员不讲职业道德最为人们所诟病，然而职业道德是一个随着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变化的范畴，一种社会认可的职业道德的维持需要一个社会认可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础，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没能完全提供制度安排以容纳这种新道德，当全社会还没能普遍认同、接受并践行新的职业道德观时，要求裁判、球员完全遵守职业道德无异于天方夜谭。

尼洁洁

制度和法律是道德的必要保障，没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道德就几乎没有约束力，特别是当遵守一种道德事实上带来一种损失，当大环境一致而个人想独善其身却不能生存时，裁判就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和价值链，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个人的生存与别人息息相关，他们往往诚惶诚恐又明哲保身。所以当龚建平生病住院乃至病危时，都没有一个裁判界的同仁来看过他，这也是他致死都无法释怀的一件事！
　　 而在面对这类问题时，足协、球迷、球员、教练等往往都有双重标准：一方面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不想让它发生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又在利用这种丑恶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天下无贼，没有谁比谁更丑恶。孔子他老人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告早被抛在了一边。
　　 特别是足协的行为更让人愤怒。2002年1月23日，当反黑风暴进行得最猛烈时，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在一次通气会上表示：坦白并退款的裁判将不予曝光并继续留用。据说，足协后来收到得黑钱就有1000多万，而这些钱现在又在哪儿？
　　 可怜了龚建平，当时并没有站出来，他以为自己已经把钱退还给浙江绿城俱乐部就没事了。2002年3月15日，他在北京的家中被警方带走，谁知等待他的却是10年牢狱之灾和一条不归路。
　　 这样，足协通过法律和政策实现了双赢，既平息了舆论压力，又保护了内部人的利益。他们呼唤法制，呼唤司法介入，但这种不讲公正，没有统一原则的做法无疑是对法制的践踏，而当司法真正介入时，他们却叶公好龙，他们怕了。
　　 事情再简单不过，反黑反到自己头上了，足球界假球黑哨的猖獗不独与俱乐部的行为有关，背后肯定还有足协的纵容和默许。
　　 2002年1月17日，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在打假扫黑座谈会上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我的眼睛不但看到了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在发抖，惶惶不可终日；我的眼睛，也看到了那些以领导者的身份领导足球打假扫黑的身居高层的权势者们，再发表堂而皇之的官话时，也在内心空虚地发抖。”敢说出这种话，难怪有媒体称他为“中国体育的良心”。龚建平的死无疑让足协的部分人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人死了，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龚建平被判刑后，“反黑风暴”嘎然而止，司法介入也很配合地退出了。在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推行政治文明的今天出现这种事情，值得每一个人深入反思，因为法制公正公平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司法介入半途而废，追究一部分人而放过另一部分，要知道，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要比10次犯罪更严重地破坏法制。
　　 龚建平的死与这种没有行贿者的“天赌”，这种不公正的审判有莫大关系，他心理极不平衡。
　　 现在，足球界的黑哨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司法在仓促介入又半途退出情况下到底带来了什么？
　　 也许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得那句话最能概括龚的悲剧：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宁，而不计较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方法。
　　 龚建平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只是这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体制的代价让一个人来承担也不公平，他注定是一个无法安息的灵魂！
　　
　　 女足：政绩工程的坍塌
　　
　　 8月11日，又是中国足球灾难性的一天，中国女足在雅典奥运会上0：8惨败给德国队，闹出了世界足球史上的一大笑话。
　　 年轻主帅张海涛没有经受住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大考，他输的很彻底，甚至输掉了帅位。
　　 2003年12月14日，有外语优势和发展潜能的张海涛走马上任，据说，这是中国国字号球队中第一个经过公开竞选的方式遴选出来的主帅，此举还一度得到了媒体的赞扬，说足协终于放弃急功近利的做法而将眼光放得长远了，但现在看来，媒体是过于乐观了。
　　 从雅典归来后，张海涛很快淡出了女足，足协的急切不是没有理由，一度称霸亚洲，傲视全球的“铿锵玫瑰”作为女足世界里的奇葩，一直被足协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现在这个形象工程轰然坍塌了，足协没有任何政绩向总局交代，张海涛不可避免地成了替罪羊。
　　 早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随着一批老将的退役，新老交替中的女足就已经开始呈现衰退趋势，而此时，不论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开始重视女足，纷纷开展女足运动。
　　 2002年亚运会，中国女足在决赛上输给朝鲜队，2003年亚洲杯，中国再度输给朝鲜队；2003年世界杯，女足被加拿大队挡在四强之外，不要说称霸世界，甚至连亚洲霸主的地位都保不住了，中国女足一支独秀的时代终结了。
　　 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历史性地占据金牌榜榜眼的位置，因而国内很多人将它归功于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加强举国体制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对此有学者愤言：中国体育怎么能加强举国体制呢？加强举国体制就是反对改革开放。
　　 可以说，女足的很多问题就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上，尽管有少量的企业赞助，但支撑中国女足发展的还是一条腿的举国体制，国家花大量的钱养一批专业运动员，就是要让让她们在短期内出成绩；国家花钱聘请教练，一切都要与成绩挂钩，这种体制的急功近利不言而喻，它的弊端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即便它搞得再好，又怎么能和欧洲及美国开展得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和职业体育模式相抗衡。一项资料表明：中国踢足球的女子只有区区几百名专业运动员，而美国经常踢球的女子有2000多万，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国女足造血严重不足，而美国却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可供选择，美国也因此延续了多年来的霸主地位，雅典奥运会又夺得了冠军。没有基础就没有保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尼洁洁

如果，中国足协不能将工作重点放在青少年培养上，不能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能让足球真正走入社区，走入民众中，可以预见，中国女足还会长期在二流和三流之间徘徊，不会迅速崛起，这是女足发展的瓶颈，也是男足发展的困境。
　　 年末，中国女足的选帅工作被炒得沸沸扬扬，最终确定迪西科为主教练，王海鸣为中方教练组组长，此前足协一直在迪、王谁为主教练上摇摆不定，但以历史得眼光来看，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无论谁执教，还不都是又要与成绩挂钩，还不都是短视行为，没有哪个主帅能真正拯救中国女足！
　　
　　 中超——在地狱门口仰望天堂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里的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里是令人绝望的冬季；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狄更斯在《双城计》的开篇说。
　　 无独有偶，元年中超，从5月15日拉开大幕到12月4日暗淡收场，它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
　　 被认为是阎世铎“形象工程”的中超没有如他所愿“超”起来，反比甲A更糟。假球、黑哨等痼疾未除又添吸毒、赌球、欠薪等新伤，特别是由国安罢赛引起的“革命”风暴让中超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以至能坚持到最后无疑让阎世铎如释重负。
　　 中超元年，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改革浪潮席卷足坛，但资本的觉醒并未带来中国足球权力格局的变化。改革从何而起，改革带来了什么，改革又将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
　　
　　资本的自我救赎
　　 10月2日，当执法沈京之战的主裁周伟新无奈地吹响终场哨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场风暴的导火索。
　　 随后以徐明为首的投资人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截至12月上旬，改革因主动权早已落入足协手中而陷入僵局。尽管徐明们的改革早有预谋并先后抛出了13份文件，8项决策及3项提案，但除了成立改革小组、暂停联赛升降级和公开联赛帐目以外，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就要无疾而终。
　　 但当初为什么要改革？
　　 答案很简单，不改革已经活不下去了。中超元年的市场环境坏到了极点，资本的大量逃亡后，是观众大量逃亡，中超成了自娱自乐的游戏和利益的决斗场。
　　在这里没有谁比谁更龌龊，球员赌球，老板欠薪，俱乐部亏损，用10月4日国安座谈会上杨祖武的话说，从球员到教练再到俱乐部，就像要蹦盘一样，大家都在抢钱。
　　 这一切说明足协“官督商办”和俱乐部‘经营体育’的模式都已走到了尽头。足协说俱乐部扰乱了市场环境，违法者摇身一变成了卫道士，俱乐部说足协管理不善才导致了这种局面，其实这两种论调都是尺蠖的两端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一直以来，足协既是官办机构，又是民间组织的双重身份都为人们所诟病。尤其是在职业联赛的运营和管理上，它牢牢握住经营权、管理权、产权和监督权四权不放，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体制的弊病随着资本的觉醒越来越遭到非议，这次改革争夺的焦点也就在这四权上。
　　 足协这种“官督商办”的模式源于当年职业联赛是以政府的行政权力为主导建立的，因而它不会顾及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有权指定规章制度的人没有也不会和他管制的对象面对面协商谈判，没有考虑对方的论据和实际困难，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都有利于足协，结果在执行中造成巨大的不便。如今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重建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
　　 而且这种模式的弱点同样明显，它垄断权力过大，违背经济规律，使资本成了权力的婢女，这不利于经营者或投资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是一种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这也可以从前任主席王俊生的话里得到印证：“企业进入足球圈是协助中国足球，而不是要把中国足球商业化。”
　　 如今俱乐部早期的投资换广告、换政策等优惠回报荡然无存，即经营体育的模式已经失败后，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足协一家独大的局面，纷纷“揭竿而起”。
　　 足协固然要对足球恶劣的环境负责，但俱乐部也并非没有责任。
　　 有学者指出；追求与政府官员的垂直联系，放弃行业合作，关注短期利润，为逃避价格战和获得利润广泛地进行多元化经营——这些都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经过验证的生存战略。
　　 无怪乎职业联赛以来有这么多企业进入足坛又退出，他们要的是广告是政策，他们的投资行为是为了短期利润；
　　 无怪乎“实德系”，“健力宝系”纷纷涌现，为获得利润，搞“派系”成了他们的多元化经营，却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环境；
　　 ……
　　 同时，市场经济不健全，体育市场化程度低，又迫使俱乐部不以体育经营，即通过搞足球直接挣钱为目的，而是以经营体育，即以足球为手段达到广告宣传、获取优惠政策、“眼球经济”等目的。
　　 因此，只要能够挣钱、赚广告、赚政策，他们就可以不惜牺牲品牌，违背体育规律，违反体育精神和职业道德。打假球、送黑钱、赌球都有俱乐部的影子或他们的直接参与，足球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不是目的，而是老板们投石问路的工具和手段。
　　 于是中国足球的市场环境在足协官僚主义的纵容和俱乐部的破坏下，再已没有规则和秩序可言，这就导致了足协的管理和俱乐部经营的两难，也是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之一。
　　
　　“大土匪”与“小土匪”之争
　　 改革的转折点出在了10月26日，阎世铎在首次与俱乐部的真正对峙中震慑全场，拍桌子叫到，你们这是公然挑衅中国足协的权威，从而一举掌握主动权。俱乐部要的四权，尤其是联赛产权没有丝毫松动。
　　 很多人在“四权”问题上认识有偏差，尤其是产权上。职业联赛的无形资产，特别是初始产权，如品牌等属于足协无议，它是为了保证联赛的公益性质和便于与国际接轨。
　　 但联赛的有形资产如资本等却属于俱乐部，有时俱乐部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使利润最大化，往往会主动让渡一部分产权给足协统一管理和使用，足协则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回报，如电视转播权谈判等。除此以外，足协对产权的每一次使用都必须征得俱乐部的同意。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足协牢牢控制着联赛产权，是一种垄断行为，这也极大地压缩了投资人的利润空间，造成俱乐部的经营行为和利益不相关，没有积极性，因为产权在足协手中，俱乐部经营得再好，也分不到更多的利益，由此他们放弃行业合作，共生共存的关系也显得不那么重要，联赛的收益和分配是足协一个人说了算，而且不公开帐目，根本违反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投资人当然不愿意。
　　 坊间流传的有关俱乐部老总亲自参与赌球的说法，也正是由于俱乐部既没有独立的产权也没有经营权，因而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所采取的极端手段。
　　 不仅于此，足协的行为还形成了以强权谋取私利的局面，即政府的“掠夺之手”。正如徐明所言：投资人是拿钱办自己的事，而足协是拿钱办别人的事。这里的“别人的事”应该就是指联赛以外的事。
　　 由此不难看出，足协与俱乐部之争实质上是利益之争。
　　 所以不管成立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简称中足联，还是成立中超公司，足协总是态度暧昧，动作迟缓，根本原因还是不想放权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这次改革之所以未取得实质成果，除了力帆老总尹明善所说的：“体制的问题是不能改的，除非修改《宪法》。这件事已经触动我们社会的本质了，再不能闹下去了，只能到此为止。必须要维护党的权威，为什么要一个官办的机构来领导足协，中国的国情只能这样。”恐怕还在于，徐明们提出的中足联太脱离实际。
　　 中足联实际上还是一个公司，他仍不具有职业联盟的行会性质，仍是一个公司实体而不是非政府组织。
　　 进一步讲，如不去建立足协与俱乐部间的协调机制，仍是一方企图抛开另一方单干，像徐明那样靠中足联与足协争夺“四权”，仍然有着土匪之争的意味，足协是“大土匪”，投资人是“小土匪”。如果这样，以一种强权代替另一种强权，以一种不公正代替另一种不公正，结果可能比现在更糟。
　　 12月22日，足协香河研讨会，刚刚达成共识的“管办分离”被阎世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否定，建立协调机制的希望再次破灭，改革又一次陷入冰点，俱乐部与足协的“口水仗”还将继续。
　　
　　改革的悖论与选择
　　 12月1日，新华社驻伦敦记者一篇题为《管理机制各有利弊，英格兰呼吁官办足协》的报道，引起了足协上下的强烈关注，据说阎世铎还亲自圈点批阅。
　　 这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足协面对改革的惰性，因为改革早已从普惠时代走向了利益分割和损益并存的时代，足协是职业化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之一，他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改革每走一步，受损的都是足协，改革就是革除他们的利益，它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迫于压力改革也是为了其在现有体制中的利益，因而它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改革者。
　　 因此，改革的核心是互利，尤其要让特权阶层有利可图，否则改革也就无法进行下去。徐明等人丧失改革主动权的失误另人惋惜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谁又能看清地平线”，即使身处其中的改革领导者也不容易看清方向。

尼洁洁

但改革不会就此停滞，改革的理由基于维护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既然来自人民并且属于人民，自由企业制度就是必然，消除政企不分，消除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就是必然，足协放权给俱乐部就是必然。今年3月14日，保护私产写入《宪法》更保障了这种必然。
　　 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个责权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俱乐部与足协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足协就不可避免。
　　 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利益均衡机制，也就是建立职业联盟这类缓冲机制。
　　 在欧洲，足球完善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包括：足协——职业联盟——俱乐部，这三元经济结构，职业联盟可以代表俱乐部与足协谈判，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联赛的运营和管理归职业联盟，足协主要从事行业的宏观管理、国家队以及青少年培训等工作。
　　 以世界上运作最为成功的英超联赛为例：1993年，成立职业联盟时，就以法律确定足总不得插手俱乐部的经营，确保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照搬西方的模式肯定不行，条件还远未成熟。因此，足协和俱乐部各让半步，早日成立中超章程规定的中超公司作为职业联盟的过渡，也许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最后的启示
　　 中超这一年动荡是中国社会现实困境的一个缩影。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立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形成了一个没有法制，没有诚信，没有规则的市场环境，在这里政府权力太大且不受约束，无论私产还是公产都成为了权力刀俎之下的鱼肉。
　　 这种大环境之下，足球界出现困难并非偶然。但现在它同其他领域改革共同的悲剧是把希望寄托在有胆识的改革家或决策者身上，而不是去反思和尝试用法律和制度建设去约束权力，规范管理，推进改革，也就是促进足球领域的“宪政”！
　　 法制，惟有推行法制建设（法律和制度皆在其中），能够使下层的意见不打折扣地反馈到上层，引起上下间的互动，使权力得以在公正、公开、透明的状态下运行，保障参与者的利益，足球的改革和发展才有希望，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建立。
　　 现在，很多人在足协与俱乐部之间摇摆不定，有人支持前者，有人支持后者，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即改革不论以谁为主导，无论谁占有话语权都必须以公正为原则，以效率为目标，使各群体都有利益表达的机会，并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
　　 另外，改革本身也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挑战是社会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说得好：“中超元年足球领域所显示的自由与秩序、利益诉求与规则维护、政府权力与资本力量之间的冲突，也折射出这个转型期社会建立法治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此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取这种冲突价值之间的良好平衡，对于所有足球人以及全社会是一个艰巨考验，其中经验也会为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镜，让我们期待混乱之后的秩序，失败之后的成功。”
　　 元年中超在辽足造假和国奥出局的阴霾下仓促开打，以深圳队夺冠而草草收场，其间的赌球、罢赛、改革等夺去了原本属于足球的很多东西，但如果这些问题彻底暴露后，能得到妥善解决，中超的春天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超也许就能从地狱门口回到天堂！

尼洁洁

国家队：悲剧的诞生
　　
　　 11月17日，甲申年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悲剧诞生了。
　　 荷兰人阿里汉率领的国家队在广州7：0大胜香港队但仍以一球之差被科威特队挡在了德国世界杯大门外。
　　 也许是10月13日0：1败给科威特被判死缓让球迷和媒体都又了很长时间的心里准备，这一次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人们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不知道是真正理性了，还是早已变得麻木。
　　 只有阿里汉没有完成合同规定的目标，提前解职，一个人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唯一让他值得骄傲是他带领中国队打了22场国际比赛只输了两场，但也是致命的两场，一场是亚洲杯决赛对日本，另一场是让中国队被淘汰出世界杯八强赛的比赛。
　　 可疑的是，有11年职业联赛积淀的中国足球为什么被业余球队科威特队淘汰？难道7月在中国首度举办的亚洲杯上，中国队一度杀入决赛，夺得亚军只是一次恰逢其时的回光返照？
　　 亚洲杯上，西亚“三小”——巴林、阿曼、伊拉克的良好表现颠覆了亚洲足球的传统格局，有人就据此认为业余体制，专业体制强于职业模式，随后又有中超的混乱以及国家队的失利，又有人主张足球回到专业体制上来，这些无疑都是大大的谬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世界足坛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中国足球发展的全部历程酷似一部中国近代史，其间充满了阵痛、反思、抗争和妥协，无数人为之奋斗，才换来如今这个局面，当年突破重重阻碍推出职业联赛无疑是一大进步，退回专业时代岂不成了历史的倒退？
　　 中国队之所以没能显示出职业足球的优势，关键在于职业联赛是伪职业化，足球中的政府行为、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还大量存在，真正健康规范的市场环境还远未形成，职业联赛根本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
　　 由于官僚主义和举国体制作崇，中国足协也从来没有真正以联赛为本，以中超元年为例，为了给国奥，亚洲杯及国家队让路，联赛被四分五裂，联赛的管理和运作也相当原始，而且极不合理，工作人员相当程度上缺乏专业知识，是公认的外行领导内行。
　　 当然职业联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却同青少年培训等都是一国足球水平的根基和保障，没有健康的联赛就不会有足球水平的真正腾飞！
　　 另外，中国足协从来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和计划。所谓的目标都是各项大赛拿到什么成绩，不讲根据，没有逻辑，比如阎世铎对12月8日出国留学的“08之星”的要求是08年奥运会进入四强，最好能拿奖牌，这种大而无当，急功近利的目标极为可笑。
　　 为了出成绩，中国足球一会学前南斯拉夫，一会学荷兰，一会学德国，从来没有从中国自身的人种、文化、民族性格、生理、体质等方面考察这种接轨和延续的可能性，而近邻日本，韩国都有这方面的尝试而且相当成功，中国队最后不但谁都没有学成，反而丢掉了个性，亚洲杯上伊朗主帅伊万科维奇评价中国队时说：“中国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
　　 以中国足球目前的现状，可能还会长期向世界足球强国学习，不从小加强队员的文化、道德修养、理论水平和素质，也就无法与外界接轨，从而学不到别人的精髓，这需要足够的耐心，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但以足协的急功近利能做到吗？
　　 如果从这些角度看去，有关阿里汉与孙继海的矛盾，科威特的阴谋等造成了中国队悲剧，就显得无关宏旨。没有出线，只能是自己还不成熟，与外界接轨时出了问题，怨不得别人。
　　 当下，也许热爱中国足球的人都痛感中国队水平低而被人瞧不起的地位和现状，甚至再烂的球队都敢叫嚣着赢中国队，但愿有一天中国足球能用实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保持同它的大国身份相符的地位。
　　
　　 阎世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实际上用哲学的话来讲，来就意味着走，走就意味着来，……中国足协不是哪一个人的，所以说来和走的问题我觉得是个未知数。”在11月接受白岩松的采访时阎世铎这样直面自己的去留问题。
　　 现在看来，阎世铎的确很有预见性。尽管早在8月女足历史性的惨败，阎世铎高烧住院期间就有传闻说，他将会被平级调到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但时至岁末，阎世铎仍端坐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的位置上，没有丝毫要走的迹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当初某些媒体的一厢情愿。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媒体急于把阎世铎拉下台，他在主政的四年中，他究竟做了什么？尤其是这一年，面对国字号的溃败和投资人的“逼宫”，阎到底采取了那些措施？而在这些措施的背后，他是否也有某种无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政客？
　　
　　这一年
　　 2004年，无疑是阎世铎仕途上最为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足球各种事情呈“井喷状”发展：先是1月足协封杀《足球》报，后者组织大批专家学者与其针锋相对，给足协和阎世铎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随后的2月，阎世铎卷入亚泰与辽足的中超名额之争中不能自拔；到了3月20号，国奥队在家门口被弱旅马来西亚逼平，阎世铎又陷入了空前的“问责”风暴中，这也是今年他遭遇的第一次信任危机，这次他差点被击垮。
　　 为了平息这场政治危机，阎世铎可谓费尽心机。3月22日，他在武汉“三次流泪一次鞠躬”，着实秀了一把，这位擅长搞政治、做报告的铁腕人物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另一面。
　　 阎世铎用眼泪秀化解了危机，重新赢得了球迷的信任。自称“帽子一直拿在手上”的阎世铎还信誓旦旦的表示，等比赛全部结束后会给人们一个交代，但事实上他后来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至少没有像外界希望的那样引咎辞职，这也被媒体当作阎世铎的一场政治骗局。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阎世铎高烧住院跟女足在雅典的惨败有关，但这次他生病时间够长，不仅错过了女足在奥运会上被淘汰出局，也没赶上闹的沸沸扬扬的足协换人传闻，女足的失利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冲击。
　　 对阎世铎的最大挑战来自投资人发起的“ 十月革命”，这场革命肇始于10月2日的国安中超罢赛事件，后经徐明等人的强势介入而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处于风口浪尖的阎世铎巧妙的施展了政治才能，凭借10月26日的中超执委会确定的四点意见，人称“阎四点”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
　　 11月17日，中国国家队被挡在了06年世界杯外，媒体再一次把阎推到了审判席上，但这些都已无关宏旨，只要大权在握，阎世铎就能对他的上级有所交代，他的地位也不会动摇。
　　 生于1952年，身高1.80米的阎世铎，系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2002年4月24日被任命为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同年7月中旬，阎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他上任伊始就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并以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著称，并喊出过“杀无赦、斩力决”的口号。
　　 如今，四年过去了，阎世铎一系列舍本逐末的政策并未被人们认可，反而留下了为世人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形象，但这并非阎世铎的专利。
　　
　　官僚主义背后
　　 任何具备历史常识的人对官僚主义都不会陌生，在中国它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简单说来，这种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的实际情行为准则，如果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对下级施加压力。
　　 年初，中国足协在两件事上最能体现官僚主义的特征。一是在亚泰与辽足的中超名额之争；二是足协关于俱乐部中超资格的规定。
　　 前一事件中，亚泰握有辽足造假的确凿证据，对辽足的中超资格提出质疑，但阎世铎领导的足协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亚泰人士语），虽表面上许诺，如果发现辽足的问题，亚泰还有进中超的机会，但最终以公决的方式纵容了辽足造假的行为，使亚泰队没能进入中超。
　　 无怪亚泰队在《致球迷的一封信》中愤然写道：中国足协一方面强调净化中国足球的环境，并为此制定了诸多的行规，但另一方面，却又是第一个破坏中国足球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践者，是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的第一人。
　　 后一事件中，足协要求中超各个俱乐部每年要赢利达到3000万以上，并且不得连续3年出现亏损，申请加入者当年必须实现赢利。这些政策完全不切实际，不难想见都是足协拍脑门想出来的，俱乐部也只能纷纷造假帐来应付。
　　 职业化改革以来，出现在中国足协身上的类似事情简直不胜枚举，青少年培训工程和足球十年规划等都是空想的成分占多数，并且不切实际的计划，实施中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这也充分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弱点及危害：在理想上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进行改革，因为改革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而又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理的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
　　 所以，职业化以来，虽然改革的机会不断涌现，如1999年的沈渝假球案，2001年的反黑风暴，今年的“中超革命”都是改革的突破口，可足协从来没有推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不断丧失改革的机会，重复历史的错误。
　　 这种以形式重于实质的官僚主义既承认名实分离，体用分离，就使遵守规则成为一种损失，因而没有了统一的标准，在足球圈里面无规则就是潜规则，所以就再也没有人愿意遵守规则。
　　 为什么中国足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仍没有建立，这不能不说和政治传统中的官僚主义有莫大关系。
　　 但毕竟传统是死的，人是活的，官僚主义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以传统的政治体制为依托，而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包大揽，权力过于集中而且不受约束，这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体育领域实施的又是举国体制，中国足协既是官方机构，阎世铎既是中国的官员，他身上就会承载官僚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痕迹有时还会相当明显。

尼洁洁

官僚主义不仅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也是对私权力的践踏。这种大而无当的架构空洞且没有效率，更没有缓冲的机制，即缺乏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组织制度，一旦冲突既开，技术上的不足也就暴露无遗。
　　 阎世铎、王俊生在足协的悲剧性命运，症结就在于此。
　　
　　历史没有终结
　　 阎世铎的”新政“并没有给中国足球带入新天地，囿于目光的短浅及对历史的无知，人们都往往将所有问题扣到他的头上，以道德的名义对他进行评判。
　　 不过，对个人道德上的谴责，跟对个人道德上的赞扬一样完全能够贻误人，甚至会为害于人。将所有的责任推给阎世铎，对他不公平，容易掩盖更为根本问题，这样也似乎太高估了他的个人影响而忽视了本身技术上的不足。
　　 阎世铎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要以一己之力去弥补整个组织制度上的不足。由于官僚主义的架构缺乏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缓冲，即政府和市场之间缺少非政府组织这类机构，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缺少类似职业联盟这类组织，阎世铎们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折中和平衡，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外界看来阎世铎的作风就表现为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支吾敷衍，往往只唯上不唯下，只唯上不唯实。熟悉阎世铎的名记毕熙东说：“他是一个当官的，这个身份决定了他最终是个官本位的，他根本就是迎合上级，向上级负责而不可能真正为俱乐部的利益着想，尽管平时可以称兄道弟。”
　　 其实，夹在足协俱乐部和总局之间的阎世铎地位也相当尴尬。一方面，他无法满足俱乐部日益膨胀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安抚和打压，另一方面，他又面临总局的压力，不得不顾及领导的意愿，而且他身处的举国体制，官员的考核注重的是成绩，有成绩才有升迁的资本。
　　 于是，在2001年中国队业已打进世界杯后，阎世铎在内部球迷的迫切愿望、外部其他项目争金夺银以及总局的重压下，日后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出线展开，并不惜将职业联赛“大卸八块”，这也成了人们指责他塑造“形象工程”的口实。
　　 阎世铎身上也由此不可避免的兼具两重性格，甚至多重性格，成了一个矛盾体。面对球迷的要求，他不得不豪赌世界杯，又不得不推行青少年培训计划；惩治“甲B五鼠”时，他可以强硬地喊出“杀无赦，斩立决”，而面对国奥失利又不得不在武汉老泪纵横，又是鞠躬又是谢罪；资本“逼宫”时，他一面承受着总局的压力，又一面不顾劝阻夜赴投资人摆下的“鸿门宴”……
　　 在中国，没有哪个部门的官员像他这样看起来既是官僚，又像公仆，也没有谁比他挨的骂更多。阎世铎在总结主政足协四年的最大感触时说：“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这就是我的感受。”这位外表冷峻，握手有力的副主席对自己的处境的认识可见一斑。
　　 “他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文人的一面，骨子里是性情中人，私下他愿意和人沟通，也愿意帮忙，但更多时候这些方面被体制压抑了，他表现出非常官本位的思想。是体制分裂了他，压抑了他。体制带来的矛盾，也决定他的性格矛盾。”《中国足球报》总编杨迎明对阎的评价发人深省。
　　 实际上，在足协这个官僚气息浓重的组织里，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阎世铎的很多意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其管理模式也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更为可悲的是，他竟然有实践这些意识和模式的理由和机会。
　　 阎世铎称足协、俱乐部、球迷是一家人；称球员为同学，又称俱乐部老总和球员是兄弟；王俊生的回忆录中有一段阎世铎刚上任时对他说的话，“老兄，咱们俩如果干不好，不但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袁主任，同时也对不起自己。”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也许这是阎世铎的无奈。
　　 历史学家马克斯.韦贝尔说：“历史应该对制度进行道德的判断，而不是对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个人进行判断。”
　　 然而，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权力捉弄权利的时代，只要还没有以法律和制度确立人民无可争议的权利，官僚主义的历史就不会终结。
　　 从这个角度讲，只要足协的权力得不到约束，还在以太阳的名义进行公开地掠夺，俱乐部和球迷没有确立的权利，阎世铎和中国足球的历史悲剧就不会终结，他不是足协第一个遭到道德评判的人，也不是最后之人。
　　
　　 球迷与媒体：生活在别处
　　
　　 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折磨着球迷的神经，“国字号”的溃败，中超的混乱，亚洲杯的惜败等都挑战着他们心理承受的底线。
　　 甚至连11月17日，国家队再次告别世界杯都没有引起多大震动。与97年兵败金州的披麻戴孝，如丧孝妣不同，7年后的今天，球迷们没有悲伤，至多发出几声叹息，他们前后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也许国奥失利后，沈祥福收到的武汉球迷的那条标语——哀莫大于心死，最能代表球迷的心情。
　　 这些年来，球迷哭过、笑过、骂过，中国足球几乎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诸多情绪的宣泄口，但对于足球环境的恶化，他们有没有责任？
　　 攻击性是人的本能之一，球迷买票看球就有发泄这种攻击性的考虑和需要，但这种发泄要以合理的方式进行。
　　 很难想象一个普遍接受 “球场是骂人的公共场”，对方球员受伤倒地便开始奏哀乐，一有不满就动辄攻击裁判和球员的群体是在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宣泄，而没有导致暴力和极端。
　　球场到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骂人没有公共场，甚至私人场合也不能骂人，球场应该是培养人们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精神，培养集体主义、民族意识，培养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等习惯的地方，而不是所谓的骂人的公共场，在这里人们的认识有极大的偏差。
　　 他们无疑是最为复杂和矛盾的群体，但远不够理性和成熟。
　　 一个社会通行的规则和道德标准会因每个成员的行为互相暗示而加强或削弱。不讲规则的人越多，就造成人们越不讲规则，无规则，无诚信意识潜藏在大众心里形成的“公共意志”，使球迷即成了无规则的主导者，又是受害者。
　　 “假球”、“黑哨”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俱乐部为了满足球迷“只要赢而不管如何赢”的畸形愿望不得已而为之，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假球”“黑哨”愈演愈烈，人们想看一场真球也难。
　　 中国足球身上似乎只有失败和混乱，球迷再也难以享受到足球本身的乐趣，有的只是一种畸形的乐趣，有人称之为“后现代娱乐”。
　　 而且，俱乐部为的是商业目的而非体育目的，球迷的“上帝”地位从来没有得以确立，对俱乐部来说，他们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但在没有更好的大众娱乐素材出现之前，他们还再继续关心足球。
　　 之所以把他们和媒体放在一起，是由于二者自身上有着某种共性和密切关系。
　　 因之媒体也大都在以一种嬉戏或娱乐的方式做足球，好像没有坏事就不是中国足球。为了吸引眼球，媒体有时在刻意放大和营造一种混乱，更有甚者很多记者亲自参与赌球，并错误引导舆论，也加剧了足球环境的恶化，而且恶性竞争也导致假新闻不断。
　　 中国足球是体制内说不得，碰不得，体制外是任你怎么说它充耳不闻，可一旦戳到痛处，有时它也会反咬一口。今年1月，足协“封杀”《足球》报事件就源于一条“假新闻”。
　　 足球职业化改革11年后，媒体已经比较专业和成熟，但足球还在低水平阶段徘徊，对媒体的诘问是，你们为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媒体的批评和监督推动了足球的发展，毋宁说它昭示着一个方向，即所有黑暗面都必须置于阳光之下，所有权力的运行都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
　　 阎世铎曾经说：“中国足协欢迎媒体宣传，监督和批评，但不赞赏吃着足球的饭却往里扔沙子的人。”媒体有理由说，足球有今天与媒体推动和普及是分不开的，当然足协也有资格说，媒体的饭是他们赏的。
　　 这凸显出足球职业化以来足协和媒体的既合作又对抗的微妙关系，甚至有人喊出了“凡是足协拥护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凡是足协反对的我们必须坚决拥护”这些极端口号，这也是二者相互疏离的折射与延伸。
　　 没有球迷文化观念的转变，既要赢又要赢得正当，荣誉比胜负更重要；没有公正、公开、公平的体育精神深入人心；没有媒体严肃认真的态度；没有球迷、媒体、足协的协调和互动；没有健康的文化环境、外部环境，又是中国足球的一大悲剧和发展瓶颈。
　　 对球迷和媒体来说，这么多年，他们只能相互支撑，相互娱乐着，足球在此处，而生活却在别处！
　　
　　 一切价值的重估
　　
　　 甲申年，中国足球的灾难和悲剧是多年来积贫积弱的总爆发，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足球的困境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处在经济和社会转轨中的中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都不完善，也不健全，而好得市场经济依赖于好的权力，法制的权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
　　 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官僚主义就会盛行，私人资本越积越多，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越大，而转轨中的社会结构还不能以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去容纳利益诉求，这些矛盾又因为前面提到的两个“滞后”而加剧，由此导致的矛盾考验着中国足球，更考验着中国社会。
　　 同时，无规则，无诚信的文化传统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中将矛盾放大，使得足球领域的改革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国足球的衰败受到综合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有待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法制和文化等的丰富和完善，但它的改革又对后者不无示范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为了更透明、更平等、更公正，所有的阴暗面，都不能回避掉，必须赋予大众更多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如果它的“假丑恶”，“黄赌毒”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那么它就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坏的影响。

尼洁洁

如何把握这把双刃剑已经不仅仅是足球界，体育界的问题，它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公众的选择。但内外部环境已经使这种智慧和选择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和方向！
　　 11月10日，中国成功入世三周年，中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上渐行渐远，加入WTO后，中国需要不断兑现承诺，并与外界接轨，外部竞争的加剧迫使改革和转轨的不断推行；内部私人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权力诉求，人民素质的提高，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主诉求的萌动，都让人对中国始终乐观，也对中国足球保持乐观。
　　 但今年，无疑是中国足球值得铭记的一年。在这个时候，足协的清廉或腐败，改革派的激进或妥协，教练的睿智或无能，球员的努力或怠工，裁判的公正或偏颇，媒体的鼓吹或棒喝，球迷的支持或漫骂，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不能拯救中国足球，没有人是成功者，没有人从足球中得到纯粹的快乐。
　　 《甲申中国足球祭》也将于此处做一个悲剧性的结束。在这个言必称后现代的社会，这个娱乐、消解、反叛的时代，这是一次相当前现代的分析，它枯燥、晦涩、没有阅读快感，但它揭示真原因，直指真问题，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悲剧才成其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