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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再一次倒在世界杯的冲击之路上，成绩之差、出局之早令人咋舌。而中国足球也再次迎来4年的冰河期，只能充当大赛看客。但在这黑夜般的4年里，我们不应该沉默，更不应该停止反思。足校为何频频倒闭？国家队为何自甘堕落？洋帅为何个个身败名裂？联赛为何成了无源之水？足协为何千夫所指？赞助商为何竞相逃离？我们需要揭开中国足球复杂的利益链条，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足球。
首当其冲的，就是青少年足球的垮掉——这是中国足球的根基之塌。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现在的中国足球来说，无缘世界杯已是一种必然，偶尔打进一次才是意外。其中的首要原因，正在于我们的足球基础已经彻底垮掉，我们的青少年足球几乎枯竭，中国足球不仅输掉了现在，更输掉了未来。而要拯救中国足球，第一要务显然是从青训开始。
1、中国还有多少青少年在踢球？注册者为13524人！
邓小平多年前就曾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已经成为媒体声讨足协工作失误必然引用的台词，每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媒体都要回到起跑线这个原点。
而如今，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养到底怎么样呢？也许如今的数据会让你震惊。
2008年6月23日，记者特意来到中国足协注册办，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得到了最新的一组数据。2007年，在中国足协处申办的足球学校共有56所，登记的足球俱乐部一共是497个，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即业余球员)数量是13524人，拥有职业合同的职业球员是1792人。2008年的一些数据正在整理中，按照最近几年逐年递减的趋势，上述数字很可能会更加令人震惊。
中国有近14亿人，其中青少年约有2.7亿，可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只有13524人。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你可能会明白一点，为什么在14亿人，找不出11个踢球的？
当然，13524人并不是目前我们拥有青少年球员的全部，在学校教委、大体联两个系统中，其实还有几万名青少年球员。但他们为何不在足协的掌控之列？这里面有深刻的背景。
在足协登记的青少年球员，确切一些说是“中国孩子踢球中的正规军”。这个数字来自于足协下属的49个地方协会组织“控制”的少体校、青少年俱乐部和俱乐部梯队，他们在中国足协正式注册，每年参加足协组织的一些青少年比赛。而在其他系统中，却存在着这样一个怪现象：很多地方省市的球员培养机构，不愿意到足协注册，因为足协在注册管理、资格审查上的严格规定，影响了这些青少年球员的流动、输送和买卖。说到底，严格执行登记措施的中国足协，会影响这些球员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我们很难掌握游离在足协掌控范围之外的青少年球员，其数量多少？质量多高？但用一组数据来对比，我们会很清楚最近几年青少年培养逐渐衰竭的事实。2000年，中国足协登记在册的足球学校是84所，足球俱乐部是1674个，业余球员是37051人，职业球员是2593人；而7年之间，中国足球在俱乐部和青少年球员数量这一环节上，下降了大约2/3。
必须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足球学校数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此前所说的4000多所。按照前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冯剑明的话来说，“最多时，全国有一千所足球学校的规模，但有很多实际上都是草台班子，既不具备办学培训条件，也不具备教练员的资质和能力。目前所剩的几十所足校中，除了四五所还能勉强维持之外，多数足校如果没有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倒闭是迟早的事情。”
2、职业化14年，足协在青少年上到底做了什么？
“全国参加足球运动训练的青少年，大约有二十几万，而长期有专业系统训练和指导的，有2万多人。”这是足协有关工作人员希望我在写作中的公开说法。他们非常清楚真实数字公布后的震惊程度，所以希望用模糊的数字去遮掩。13524人，这不是数字的全部，但却是足协掌控中的所有。
在本届欧洲杯闯入四强的球队中，俄罗斯有1.45亿人口，注册球员是150万人；土耳其人口6763万，注册球员55万；德国人口8210万，注册球员63万；西班牙人口4050万，注册球员675195人。进入欧洲杯决赛圈的16支球队中，克罗地亚只有466万人，但注册球员也有93800人，荷兰被淘汰了，但这个只有1599万人的欧洲小国，却有105万名注册球员。
拥有足球人口数量的多少，很多时候会决定你在足球世界中的地位，没有数量的保证，绝对不可能出现质的飞跃。用这些数据和中国足球的现状相比，我们的差距和问题立显无遗。
1992年，王俊生接任年维泗成为足协专职副主席，以及当年红山口会议的召开，为中国足球找到了“职业化足球”发展的共识和思路。足球改革选择从赛制入手，至少具有两个战略意图：第一，使地方队参加的国内联赛与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形成更紧密的关系，联赛是基础，冲击是目标；第二，赛制最容易也最直接地显示出改革带来的变化。
这就是职业足球联赛诞生的动机。可是在足球职业化14年之后，我们却要重新审视这次改革：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比如在青少年培养环节。
冯剑明从2003年4月起担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目前正在筹办中国足协下属的一个图文音像公司。他对中国青少年球员培养现状的总结，无异于盛世危言。
“从1992年以来，中国从专业足球时代转向职业足球时代，市场得到了启动，足球得到了关注，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培养也在此期间进行过规划、研究，还重点做过推广，比如推广国外的一些青训方式和办法。但是足协如何去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开展普及和提高的这个环节，却一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视。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进入职业化以来，青少年培养一直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整个行业处于一种无秩序、无管理、无政策、无规范、无监督的‘五无状态’。”
“比如，对于曾经一度很风行的足球学校，足协始终没有拿出一套行业标准和审核办法，很多教练员没有资质、没有经验，学校办学条件很差，草台班子组阁。更重要的是，这一千多所足球学校的蜂拥上马，全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没有长期发展计划和远景设计，一旦资金链断裂，学校关闭成为必然。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今天的足校严重萎缩，青少年球员数量严重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塔基不牢，塔尖不稳，断层现象严重。以目前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中国足球别说是9次冲击8次失败，就是19次冲击、29次冲击，也很难再有成功的可能！”冯剑明说。
3、青少年培养的六大核心矛盾
“少年强则中国强”，无论是足球从业人员还是普通的球迷，都深知足球希望工程的重要性。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去踏踏实实地做足球的青训计划和培训工作。足协政策缺失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资金无法保障，家长投资足球负担过重、欲望降低，伴随着足球大环境的恶化，足球系统中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这样一再被动摇。
足球体系与教育体系的严重脱离
在日本，青少年足球与教练则很早就联系在了一起。学生从进入小学接受基本教育开始，就有了接受正规足球教育的机会。学校一般都在下午三点半放学，学生以参加课外兴趣班或体育俱乐部的形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日本足协抓住这个时机，很早就将足球渗透到孩子们成长的每个角落。目前，日本青少年的注册球员达到100万人，还有几万人自费去巴西、德国、意大利等国外足球强国留学踢球，这些足球人口就是日本足球越来越强的雄厚基础。
韩国足球则不同，其青少年培养全部在教育系统，而小球员们要进入职业足球领域，主要通过高中或大学毕业后的“选秀制”；欧洲足球青少年的培养模式，主要走业余与职业双轨制并举的俱乐部模式。
它们各有各的特点，也都能适应各自的国情。很少有像中国这样，教育局和体育局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自主地各自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教育系统的主要工作，是让青少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常规教育；而体育系统则是为国家培养体育高精尖人才。但在市场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今天，国家已经不再需要单纯的体育人才，所以把体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纳入到教育系统中，真正实现“体教结合”，才是未来中国足球甚至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老帅金志扬在大学里创造的“北理工模式”是一种创举，但目前还属于个别现象。而且要把这种模式的年龄段降低到初中甚至小学，才能真正带动足球基础人才的培养，但这个系统工程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
“高门槛高投入”与“低质量低回报”
在足校盛行的时代，一个孩子家长每年要承担的培训费用一般在3万元左右(2万学费，1万生活费)。假如一个孩子从10岁开始踢球，到18岁进入一队，并且开始挣钱有职业收入，那也至少需要25万左右的基本投入。这和社会上其他培训行业的学费门槛相比，也许不高，但相比于普通接受教育的孩子，这个门槛就有些高不可攀。
更严重的问题是，孩子从10岁学球到18岁成年，被淘汰的几率在90%以上，真正能进入职业足坛挣钱扬名的孩子凤毛麟角。当孩子的家长意识到这个“投资风险”时，稍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会退缩。
职业联赛最初几年球市红火，球员被尊为“城市英雄”，名利双收，特别是高额收入刺激了很多家长投资的热情。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逐利性，从古至今都很盛行，但足球学校的泛滥和高门槛，很快让足球这个行业在青少年时代变成了一项“富人运动”。一些有钱的家长为了孩子踢球一掷千金，而自己却过着拮据的生活。
送宝贝女儿张倩文在中国足校练球的张先生，女儿五年学球总的花销是20万，其中有5万是入学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建校费”。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为了孩子踢球最终下海经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女儿在成材后的择业现在成了大问题，如果踢足球，女足队员平均收入是1500元，如果去干别的，孩子又没有其他特长。
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平均是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和其他生活费，孩子上大学一年的花费在10000元左右。如果单从教育的家庭成本角度考量，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是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本科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而“足球学生”每年的费用是大学生的两至三倍，在校时间一般为5至7年。以平均在校时间6年计，供养一个中专毕业的足校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10.5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34年的纯收入。
而日本，一个家庭月收入平均在38万日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欧洲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家庭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日本孩子在足球俱乐部接受培训和专业指导，每个月缴纳给俱乐部的花费是5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30元，而且俱乐部还在每次训练后给孩子免费配送一瓶牛奶；欧洲孩子到俱乐部培训足球的费用也很低廉，以意大利为例，业余足球俱乐部一般有政府经费支持，这属于社会福利的性质，政府支持孩子多去“参与体验”而不是接受“培训”。他们大约每年花费140欧元左右的培训费(这是意大利的标准，国与国之间很多差异)，就可以得到相当正规的足球启蒙教育和基础训练，而且同时能得到相当于同价值的正规装备一套。
用这些数据对照中国的家庭，就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孩子踢足球成本高，代价大，投资时间长，投入与产出比例极不协调。一句话，在中国让孩子学足球是要冒巨大风险的。
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以及非洲、欧洲职业球员的组成和比例来看，成长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踢球成材的几率，远远高于中产和高产阶级。中国不缺少先天的青少年资源，但低收入家庭孩子却很难接受正规的足球教育和培训。目前很多混迹于各俱乐部梯队的后备球员中，一直存在着关系户，他们的踢球天赋不高，只能算是“准职业球员”，因为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在俱乐部生存。而大批刻苦努力又具备相当资质和天赋的足球人才，却早早就被阻挡在高门槛之外。
足球学校，必然的失败模式
地处秦皇岛的中国足球学校，成立于1994年5月8日，和训练基地是一个实体，原则上归总局和足管中心(足协)双重领导，王俊生时代足协每年提供经费支持(4年500万元)。1992年，当时的国家体委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决定利用秦皇岛训练基地兴办一所兼文化学习和训练、具有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足球学校。目前，该校已经和北京体育大学联办足球学院，合格毕业生可以拿到北京体育大学的学士文凭。
创建中国足校的另一个时代背景是，中国足球队屡战屡败(国家队当时刚刚经历伊尔比德惨败无缘世界杯，国奥则兵败吉隆坡)，舆论认为中国球员文化水平低，理解力不够。而中国足校就是要培养高素质的足球运动员，当时，以国家体委副主任身份兼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明确指示，“中国足球学校要办成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基地，要成为足球训练、竞赛、管理人才的培训中心，要成为足球理论、科研和学术交流的中心。中国足球学校要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
从时间的推移和实际效果来看，中国足球学校并没有完成当初制定的一系列目标，“出路难寻”和成才率低，成为制约其良性发展的瓶颈。实际上，一所足球学校能给中国足球作的贡献并不会太大。已经成为职业联赛精英的郜林、黄博文、王珂等人，是中国足校的顶尖产品，但更多来此培训的青少年并没有好的归宿。
退一步说，秦皇岛中国足校的例子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为该校挂靠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局，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其他许多地方体育局和足协办的足校，以及一些纯民营性质的足校，完全没有这些优惠。秦皇岛中国足校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据说2008年的招生全国只有二十几个孩子前来选拔。其他地方的足校，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与足校并行的是各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梯队，它们很多时候也是各自省市的青年队。当年阎世铎为中超制定的准入门槛中，就有梯队一说。目前，中国俱乐部一般在14岁左右组建梯队，参加中国足协组织的U15联赛，这是中国足协的硬性指标。
但是，在俱乐部看来，这却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赔本生意”：组建一支30人左右的梯队，正常情况下要花费100万左右，而一支梯队每年的基本运作费用，则需要200万，到他们19岁左右梯队解散，俱乐部需要花费800万左右的总投入。而从现实的成材率来看，一支梯队到U19二线队，能够给俱乐部一线队提供的合格球员不超过5%，也就是2至3名球员能够基本合格，其他球员必须要被遣散或者作其他安置。这些被淘汰的球员不仅是价格低廉，还不具备足球之外的其他技艺，既给社会和家庭增加了负担，还让俱乐部赔了一笔。
按照投入和产出的实惠考虑，培养后备球员，当下最合算的做法依然是直接购买。在中国足坛20岁以下的球员中，除了极个别极富天赋和才华的好苗子，大多数也就是10万元以内，购买10个也才100万，这样的方式当然最让俱乐部喜欢。北京国安俱乐部在青训环节一直被人诟病，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籍孩子踢球人数越来越少，俱乐部虽然组建了U级梯队，但每支30人左右的球队，北京籍孩子都没有超过5人。目前活跃在一线队的黄博文、闫相闯等年轻球员，都不是北京人。已经有人预测，一旦一线队的“国安四少”某一天退役，北京国安的主力阵容中，也许将没有一个北京球员。
由于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萎缩，“足球苗子”成了各足校的争夺对象。当年鲁能足校在成立之初，在全国各地海选球员，崔鹏、周海滨等好苗子都是在付给教练一万元“手续费”的情况下，很早就进入了鲁能足球的后备体系。目前，山东鲁能足校也是全国最好的足球学校，但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当年好歹还能提前下手，现在要找好苗子已经比找金矿还难，每年足协组织的U级联赛或者梯队集训，一些俱乐部的专门人员会自发出现在球场周围，他们神秘的身影已经成为俱乐部教练最恐怖的魅影。天津泰达俱乐部负责青训的高飞说，“天津市94-95两个年龄段总共只有24个孩子在踢球，不出去找怎么行？要是下手晚了，梯队连基本人数都凑不齐，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
从最多时的一千多所，到目前注册在案的56所，足球学校的萎缩是中国足球市场下滑的一个缩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足校这种“青训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很失败，因为它的逐利性太强，盈利模式很不健康，走到今天也成为了必然。
教练员培训机制落后50年
中国青少年球员培训上的不力，其中肯定有教练员的责任。当年足校风行的时候，缺乏高质量的教练人才就是最现实的制约。在中国足协的各级教练员培训班中，最低级别的亚洲C级笔者也曾经参加过，让人失望的是，主讲的北体大老师，使用的理论教程还是大学《足球》课的基本理论。而其训练方法和指导手段，还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教材模式”的遗留产物，已落后了50年以上。
中国足球水平低，和足球科研及理论水平低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老师经年累月到处传播他们过时的足球理论，而现代足球发展和职业化联赛推动的新足球战术理论，却始终与中国足球的现实背离。
在中国，一个职业球员在退役之后，上几次教练员培训班就可以匆匆上岗。系统的、先进的、符合现代足球发展需要的足球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他们来说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像朱广沪等教练还懂些外语，可以不断地搜罗欧美足球资料，观看国外高水平录像，并且利用出国比赛的机会向国外教练沟通请教。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教练都是退役之后很快拿起教鞭，中甲甚至有好几位还没退役，就在队中一边当教练一边当球员的。其实他们也渴望有真正的先进理念和知识来提高自己，但在目前这种滞后的教练员培训机制下，他们只能自己摸索。
在日本，足协给高级教练员的培训设置了很多专业的门槛。比如，要拿到职业球队的上岗证书，教练员必须有60场以上J联赛的现场考察经验，30场以上欧洲顶级足球联赛的现场考察和学习经验。而要完成这些课程，没有三到五年的实地考察和认真学习，是不可能的。当很多中国的职业球员或关系户教练在很短时间内，轻松惬意地拿到高级教练员证书时，他们实际上距离真正的职业还很远很远。
而且在中国，足球学校本是专门培养足球人才的基地，但却框上了“先做人，后踢球”的条款。在生活中做人，在足球场上踢球，这应该是两个并不矛盾的事情，但在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先做人”却成了扼杀足球人才的一个帮凶。一个孩子在3岁进幼儿园，7岁进小学然后到大学毕业，只是一个接受基本教育的过程，但“做人”这个问题却是一个人终身修炼的事情。为什么踢球之前要“先做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不是应该重新斟酌？
超龄泛滥，以大打小
在冯剑明主政青少部的年代，当时中国足协手中还有足够的经费维持基本运作。所以在赞助商阿迪达斯的帮助下，冯剑明手中每年约有1200万元左右的经费，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各U级联赛和国青队、国少队的基本花销。如今的朱和元，每年手上能够支配的费用已经缩减到只有600万元，要做的事情还是这么多，捉襟见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每年的U15、U17、U19联赛，是足协青少部重点组织的赛事，也是工作的重点之一。还有国青和国少的备战以及训练，这些都是花钱的地方。比花钱更让他们尴尬的事，是全国各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正在日益匮乏，特别是受“奥运战略”的影响，一些非重点年龄段已经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
张宁目前负责U17国少队和U14国少队的组建和选拔，这两个年龄段都是后继乏人。当初张宁组建U17的时候，全国可供他选择的适龄球员只有109人，而U14同样是非奥年龄段，估计人数比109更少。孩子的出生有其正常的规律，但在足球领域中，为何出现奥运年龄段人数较多，而非奥年龄段却人才奇缺的怪异现象？其实道理很简单，奥运年龄段和全国地方的全运会以及城运会年龄段基本契合，地方重视，所以动手早，抓得也紧，故而可选择面相对较广。
正是因为上述差异化的原因存在，所以超龄现象和“以大打小”现象屡禁不绝。很多孩子在踢球的最初，就在有意识的组织和煽动之下，由家长、教练和有关领导主导，修改了出生日期。比如1981-1984年出生的孩子，为了参加2008年奥运会，他们只能把年龄改到1985年之后。现在的这支国奥队中，有几个球员是超龄球员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按照国外的科学研究，球员虚报年龄造成的能力损耗有其客观规律：比如虚报一年损耗30%，虚报三年损耗90%。这些超龄球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同年龄组其他球员的生存空间，还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早衰的危险，也给中国足球的后备培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目前的中国足坛，超龄现象依然有很好的土壤。各俱乐部梯队教练或青少年教练都有成绩的压力，他们的收入和球队成绩直接有关。正常情况下，基层青少年球队的教练员工资在2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教练员安心于教球。因为职业队梯队教练员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而职业队一线队助理教练的月收入在3万至5万，主教练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这些基层教练有原始的金钱动力推动他们去做不好的事情，比如鼓动球员去修改年龄，这样可以保证球队有好的成绩，而他本人可以获得承认并得到晋级职业队的机会。而如果他升迁无门，则会去主动克扣运动员的微薄收入，向孩子家长收受灰色收入，这也是造成目前整个青少年球员培养“不干净、不透明、不稳定、不积极”的深层次原因。
足球政策的朝令夕改
对于很多执行者来说，长官意志的朝令夕改是最令其头疼的事情。青少年培养为何一直存在严重的不足，和中国足协掌舵人的不稳定，以及政策的反复摇摆有很直接的关系。
“青少部一度属于技术部管理，现在又被纳入其他部门。从王俊生时代开始，青少年培养就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冷门区域，就像现在，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又被调到中国女足担任领队，这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部门在足协系统中的地位。作为下面干活的人，最头疼的就是无所适从：王俊生时代一套，阎世铎上任再来一套，谢亚龙现在再来整一出，各位领导思想不统一，做法也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足协朝令夕改，地方协会也会不断变来变去，搞得像现在就是真正的四不像！”一位青少部官员直言不讳地向记者指出，足协在青少年培训问题上的最大弊端。
“其实每一个足球主管领导，都想搞好青少年这个环节，但现实中的困难太多。还有一点，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专家，而且缺乏实践经验。在上任之后不久，他们就都想否定前任的一些做法，然后推倒重来。可谁都知道，青少年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成才时间长，而且投入大见效慢，回报率也不高。当领导们被其他事情缠身之后，这一块就再次成为了死角。”
对于中国足球的希望工程，各个时代的领导都给了特殊的重视，但最终结果都与这位足协官员的话语不谋而合。王俊生时代设计了一个“十年规划”，并且有计划地将健力宝以整队的方式送到巴西培训。这批孩子是为了完成2000年奥运会的冲击，而后是2002年及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冲击任务。但“健力宝模式”很快就证明很失败，不仅成材率低，成绩也乏善可陈。
阎世铎上任之后，曾经和教育部联合要搞“固本培元”的青训工程，当时还给全国的八个足球大区划拨了800万经费，但承诺给教育系统的200万启动资金却迟迟没有兑现，这也导致了“体教结合”足球青训模式的夭折。
谢亚龙上任之后，意识到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培养的方式，将极大地动摇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根基。所以最近几个月传出消息，他准备采用的方式，是和体育局以及下属行业协会协商，让地方重走专业化足球的体制，重新建立地方的城运会和全运会梯队。这个做法唯一的好处，只能是保证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不至于枯竭，为未来留下一些希望的火种，但从长远看，这显然是体制上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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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27 22: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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