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图塔传记

足球小子

阿维拉内德和莱孔圭斯塔

有一个小地方，当那里的人们说到巴蒂斯图塔是莱孔圭斯塔（阿根廷地名，巴蒂在此居住较长时间）的英雄时，都会感到无比的气愤。这个小地方叫作阿维拉内德，我认为那里的人们有理由感到气愤，因为我是1969年2月1日在阿维拉内德出生的。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抱怨，说我把他们忘了，我总是用同一个答案回答他们：“莱孔圭斯塔和阿维拉内德，相同的人们，不同的心。”事实上这是阿根廷两个小镇，它们被一条小河分开，阿维拉内德和莱孔圭斯塔，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永远与我的血脉连系在一起。

　　这两个小地方隐藏着我家族的历史。我出生在阿拉斯内德，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初的六年。在莱孔圭斯塔我长大成人，在那里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讲到我的家族，我不得不扯远一点儿，我的爷爷叫梅尔奇，住在莱孔圭斯塔。他个子很高，很瘦，长着黑胡子，这就是他在我头脑中的形象。他是巴蒂斯图塔家的发号施令者，他是一个了解很多事情的人，知道天气、耕作和放牧。我爸爸叫奥斯玛尔，我家的房子是爷爷劳动得来的，父亲也不差，16岁时他就有了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卡车，并且有了一些依靠他的雇农。但是父亲去服兵役回来后发现运气全没了，房子没有了，地没有了，牛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问过在那次经济危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父亲自己心中也有许多疑问，但我明白对他来说那是很痛苦的回忆，如果再问他那些问题会使他回到痛苦之中。

　　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的追求，寻找他所失去的东西，他从莱孔圭斯塔来到了阿维拉内德，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他同我母亲就住在那里，并且有了后来的我。那个家，只有一间大房子，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不过在一个孩子的眼中，那同皇宫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的爸爸还是没有什么成就。

　　在我的生命中，爷爷总是处于中心地位。虽然他不能像过去一样工作了，但并不闷着，常常开着他的小卡车买卖一些牲畜，也有人向他买一些特殊的药品，因为小镇很落后，没有城市里的那些东西。我同爷爷住在一起，而他被那里的人们称为救世主。记得有一次他忘了给一个老人买一种药，就在一个瓶子里装了一些甜水，而那里的人们习惯于喝一种稍有些咸的水，当我们去了那个小地方，给了老人那种水，他一直不停地道谢：“巴蒂斯塔（当时的姓）先生，您的药太神奇了。”我爷爷也带我去打猎，我早上五点就被他叫醒，带上煎鸡蛋就出发了，他是猎人，我就是他的猎犬。在狩猎野鸭的季节里，我们一起出去，爷爷悄悄地靠近湖泊，我负责击打水面，鸭子飞起来，爷爷举枪射击。我们总有收获，爷爷是个好猎手。

　　我奶奶卡塔利娜还在世，每次我回家都可以找到她，她今年78岁了，瘦弱矮小，爷爷对于儿时的我意味着郊游、挑战、打猎，而奶奶总是为我担心，因为我总是让头部有点伤才安心。有一次我摔在拖拉机的钢板上，伤口从头顶到下巴，幸好没有伤到眼睛，但是即使是今天，如果你仔细看，也可以看到伤痕。奶奶不得不离开家去阿维拉内德的医院照顾我，用流着泪水的双眼看着我摔伤后的惨状。

　　我6、7岁时家里有了一个大客厅，有一次我同奶奶一起去莱孔圭斯塔，我骑着我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而奶奶在我后边快步走着。我说：“奶奶，我以后给你买一辆吉普车，带你去城里逛逛，你就不用这样累了。”你们想象不出她回到家之后是多么高兴，她把我的许诺告诉了所有人。后来我长大之后，真的回到了家中，带上她，我们开着吉普车在城里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时她很幸福，因为他的小孙子没有忘记诺言。

　　我的外祖父内斯托尔和外祖母依莎贝尔是我的“财源”，总是让我高兴。他们一直住在莱孔圭斯塔，对于我来说有些远，直到5岁时，我们也搬到了那里，于是每个周末我都可以去那里，他们有许多子女，很多孙子孙女。我外祖父是个天主教徒，他信上帝，准时去圣?诺科教堂，每个星期天他们家里特别热闹。外祖父喜欢这样，因为全家都在一起。外祖父在一家机械公司工作。顺便提一句，我后来也是在那里结婚的。我外祖父喜欢带着所有孙子、孙女去教堂，我在那里成为了一名教徒，我的信仰始终跟随我、帮助我。我还记得圣?诺科，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做弥撒的地方，这一场景时常在我脑海中出现。在意大利，我也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参加祷告活动，我在佛罗伦萨认识了塞蒂神父，他为我儿子迪亚戈洗礼，还是我们佛罗伦萨队的精神领袖。

　　外祖父母非常相爱，当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伤心欲绝，没有多久她也去世了，而后是我的舅舅和姨们。我父亲的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是梅尔乔，他也踢球，是一个好后卫，很早就离家去大城市上学。他是我儿时第一个崇拜的人。我同女友伊丽娜是在家乡结识的，她也是莱孔圭斯塔人，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妈妈格洛丽亚），我的三个姐妹：埃丽亚、阿来亚德拉和加布莱拉，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主角，与莱孔圭斯塔和阿维拉内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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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孔圭斯塔是一座较为现代化的城市，有7万人口，它更适于工作。加布莱拉则更安静更有秩序，这里一半的居民在一家加工玉米油的工厂工作。我父母今天仍住在加布莱拉。事实上我最初的几年是由我爷爷奶奶照顾的，在我长大一些之后才开始了解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奥斯玛尔的肩上一直担负着巴蒂斯图塔家族的复兴大业。这是一份并不容易的工作，因为经济危机，爷爷全部财产从有到无，父亲从小老板变成了莱孔圭斯塔一个屠宰场的普通工人，而他此前也做过更为“下贱”的工作，比如看管牲畜等。他一大早就去工作，到了下午五六点才离开屠宰场，还要去一家学校学习，以取得一个文凭。我妈妈也同样在工作后学习，他们早上7点就走了，晚上11点才回到家中，他们结婚时我妈妈才20岁，我父亲只比她大2岁，是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妇，也是十分团结和美满的一对，他们学习、工作，他们的小儿子就在家中等他们，同爷爷奶奶在一起。

　　即使是今天，奥斯玛尔?巴蒂斯图塔也是一个十分勇敢和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如果不能达到目标，他会十分气愤，变得十分疯狂。他有自己的方式，并且经常提高自己的目标。母亲格洛丽娅也一样，只不过多了一点耐心，她有自己的哲学：今天达不到的目标可以在明天实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无人可比。我妈妈在家中一直是主宰，过去是，现在也一样。我父亲很少对我说“你很聪明”或是“我爱你！”，他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而我妈妈就是家中交流感情的转换器，是全家人的知己。我父亲是一个像铁一样坚强的男人，母亲则正是父亲所需要的那种人，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目标。我父亲成为了屠宰场的一个管理人员，我母亲成为了工业学院的秘书。

　　有时候我问自己：奥斯玛尔真的是我的父亲吗？从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起，他就生活在我身边，始终伴随我，但很多时间里，他不能与我在一起，他回到家里时，我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也累坏了，不可能有精力与我说些什么。也许一个人不该要求太多，哪怕是对他身边的人。但我是一个幸福的小孩子，我可以通过爷爷梅尔奇的双眼来了解世界，我喜欢小汽车，很希望自己能有一辆，以致于我在家中，当人们吃掉了沙丁鱼，我就把盒子搜集起来，把它加工成一辆费拉里跑车。费拉里的汽车模型在当时可是最贵的玩具了，买一辆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电视机是我5岁多时家里才有的，是奶奶卡塔瓦娜买的，我很喜欢看电视，但是这种狂爱还没有超过对足球的兴趣。不过每天晚上7点，我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因为那时电视上播放《佐罗》。我的儿子提亚科今天还看过这一部片子。我会坐到电视机前同他一起看，就好象回到了十几年前一样。但一出家门，足球就变成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同昔日的朋友重新相聚让我回想起了许多事情。我们还一起回到我上过的幼儿园。我喜欢去那里，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最初几天里，其他的孩子都在哭，他们都离不开妈妈，而我，已经习惯了父母不在身边，我把幼儿园想象成一个裁缝店或是一个停车场。

　　在那里，我有了我的一个团体，夸张地说成是一支球队，那是和莱昂德罗和马里索尔在一起，不要忘了小梅尔乔，他是我叔叔，不过只比我大几岁而已。如果我爷爷没事，他就负责接送我，这是因为我奶奶卡塔瓦娜再也没有体力整天跟在我身后了。每天晚上，卡塔瓦娜就会仔细地检查一遍我的状况，我也成了全家人开玩笑的对象。小梅尔乔在踢球时会带上我，不过最初我并不是很爱足球，只是没有其它游戏可做时才踢上一两脚，那种狂热直到很久以后才来到。

　　没多久，我父亲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成为了屠宰场的一个管理人员，家中有了一些钱。有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在普依里顿大街1024号，那时那里还是一个新区，有许多田地，我们的房子是那里的第一批建筑物之一。房子很宽大，至少我看来如此，而且一直在扩建，因为我的妹妹在那里出生。有两个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客厅、一个停车场和一个小花园。

　　那是我的王国，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8岁，直到我离开了家去做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为止。而巴蒂斯图塔一家现在还住在那里，当我第一个小妹妹出生时，我父亲又建了一个屋子，让我自己一个人住，我高兴得都快发狂了，我还从来没有那样兴奋过。我清楚地记得房间最初没有窗子，我有些害怕，于是父亲给我买了一条狗来陪伴我。它漂亮极了，叫作“辛巴”。3个月之后，终于装上了窗子，我没有必要让“辛巴”陪着我了。房间里布置得很简单，一张床、一个柜子、一盏灯，没有别的什么了。有一些胶贴画，但没有海报，直到有一天，他们送给了我一张巨幅画像，一张足球运动员的画像：迭戈?阿尔曼托?马拉多纳正高举着世界杯的那一幅，有了这张海报后我感到自己十分富有。

　　同时，也到了我该上小学的时候了，我很聪明，但是作业完成得太快了，老师们在班上给我们出了一道问题，我10到15分钟就完成了，在余下的时间里，我就做我最喜欢的事——折盒子。老师们为此没少找我的家长。他们说：“加布里埃里很聪明，但是他一分钟也闲不住，他数学可以得九分（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当然还有历史课了）。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做别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我最好的朋友是马尔切洛?托雷斯，他两年前死于一场可恶的交通事故，他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经常得全班的最高分，但是一点也不让人讨厌，而且很谦虚。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只有几米远，在小学的七年中（阿根廷的教学制度如此），是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也是学校分开了我们，刚开始他和我坐在一起，后来老师把我俩分开，他坐在一边，我坐在另一边。

　　就在这一时期，我的第一次“爱情”来临了，我喜欢所有的女孩子，金发的、红头发的、棕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她们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还认得她们的脸。我的每一次恋爱大约持续2个星期。我会在回家的路上骑在自行车上给我所爱的每一位姑娘一个飞吻，然后就走开了，没有更多的语言，因为这对我足够了，那种快乐的感觉就好象是定婚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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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我发现了许多要我自己去做的工作，比如整理小花园，在饭后洗盘子，收拾饭桌等。我的父母回到家后都很累了，我们的家庭经济重建计划还没有完成，于是我要承担一些家务。就在那时，我的第一个妹妹艾里莎出生了。她和阿莱桑德拉、加布里艾拉都是很出色的女孩子。当她们还小时，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们之间感觉有些疏远，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变得亲密无间了，她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艾里莎今年23岁了，当她还只有3、4岁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让她的兄长去承担每一件家务。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的父母正在“享受”着必不可少的午休，而艾里莎和我受命整理厨房，她溜走了，我在后边追赶她，我们的喧闹声吵醒了父亲，他只是对我发怒。艾里莎感到很幸福，她明白了做为她年长、漂亮的哥哥，我应该多让着她一点。

　　艾里莎坚定、自信，从性格上讲，她就好象是我父亲身上掉下的一滴水。他们是最暴躁的两个“巴蒂斯图塔”，在一番可怕的争执之后，两分钟后就可以相互拥抱了。为了更好地描述她的个性，我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够了。当她遇到一个人问她：“你是加布里艾尔?巴蒂斯图塔的妹妹吗？”她会很不高兴地瞥上对方一眼，然后告诉对方：“我是艾里莎?巴蒂斯图塔，就这些。”她现在与一个学牙医的小伙子订了婚，那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他叫赫南。阿莱桑德拉今年19岁了，无论是外型上还是性格上她都与我再相像不过了。她绝对不像艾里莎那样暴躁，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子。她更喜欢一个人呆在家中。为了学习，她可以在早上5点钟起床。她很少说话，是一个很害羞的女孩子。她也很少谈到她的生活，几乎什么也不说。就这一点而言和我太相像了。我在结婚前两个月才把我同依丽娜订婚的消息告诉我的父母。

　　现在只剩下加布里艾拉了，她是家里的“老幺”，也是家中最狡猾的一个，她无论犯什么错误都可以被原谅。爸爸和妈妈对待她就像所有的父母对待家中最小的女儿一样。她可以在晚上出去而不用打招呼，她可以在凌晨4点回家然后叫醒妈妈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我认识了一个小伙子，我对他说我是加布里艾尔?巴蒂斯图塔的妹妹，他回答我说他是莎伦?斯通的哥哥。”我的妹妹们组成了一个出色的三人小组，我总是为她们感到骄傲。让我们回到艾里莎身上，她的出生对于我来说是有些悲剧性的，但是其中没有一丝嫉妒的成分。当我妈妈怀孕时，肚子显得特别大，她特别害怕，但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由于她的到来，妈妈特别需要安静，而我总是很吵，于是我被第二次“流放”，在白天我被放在了爷爷奶奶家。

　　没有多久，我同我母亲的家庭更亲密了。我的外公内斯托尔使我学会了钓鱼，这成了我早期的爱好，即使今天，钓鱼也是我生命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和内斯托尔或爷爷梅尔奇一起去帕拉纳河，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啊！梅尔奇教会了我如何钓到萨巴洛斯，这是一种体重超过三公斤，并不怎么招人喜欢的鱼，它们沿着河岸或是河底行动，以水草为食。要想钓到它们需要放短线。梅尔奇这方面很在行，我记得他总是在帕拉纳河水最满的时候才带我去那些充满了水的沼泽地。他静悄悄地走着，我跟在他后边，像一个影子一样，尽量不发出声响。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萨巴洛斯，至少在梅尔奇把它们钓到之前没有。它们总是在水底，只有我爷爷这样的钓鱼高手才能“听到”它们。他总是能根据一小片水花判断鱼的存在。在我的印象中，有一天我们有了重大的收获，我们的网子里大概有70多条鱼。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把鱼全部装上了吉普车。到了家以后，爷爷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卖掉其中的大部分鱼。我到了我们邻居家门口，问有没有人想买鱼，一些人不喜欢这种鱼，对于他们的胃来说这种鱼太难消化了。我失望地回家了，一条鱼也没有卖出去。于是我爷爷叫我再去邻居们那儿将鱼免费全部送给他们，结果没一个人拒绝。

　　我也喜欢独自一个人去钓鱼，一放学，我会骑上我的自行车去钓鱼。渔民是很奇特的一群人，他们总是笑着欢迎我。他们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从来不想第二天该怎么样，他们吃饱肚子后变得自由自在。他们的房子一点也不保险，经常让河水冲倒，但是他们会在同一地方将房屋重建起来。 我的胃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我最喜欢吃的是烤肉，特别是烤鸡肉和烤牛肉。我总是用眼睛告诉父母和爷爷奶奶，我还要，因为食物对于我总是不充足的。晚上，我会一个人偷偷的溜回厨房，从冰箱里找到一个鸡腿，高兴地吃掉它，再回到床上睡觉。

　　我父亲在不停地工作，几乎没有一刻的停顿，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为我们的家庭而忙碌。我衷心感谢他所教给我的一切，他知道如何改变我，我开始在学校好好表现自己，在小学的七年中从未留级，这样我上了高一级的学校。我选择了埃耐特，位于莱孔圭斯塔的一所技术学校，在前三年中，我要学习一般的课程：数学、英语、历史、文学，在加上每周几个小时的劳动实验课。由于我总是在晚上外出，加上我有了新的爱好，我开始迷途了，我没有能够取得文凭，没有完成最后的毕业考试，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完成这项当年被我丢下了的工作。

　　我妈妈也在那所学校当秘书，不过这并没有对我起到什么约束作用，恰恰相反,“足球”还是进入到了我的生活，我那时并不是对足球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实际上我更喜欢排球和篮球。从10岁到14岁，排球和篮球才是我真正的爱好所在。我也同我的足球队（阿德兰特队，由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参加了一些比赛，一个足球就可以让我们在离家几米远的一块场地上玩起来，我们的教练阿尔塔米拉诺离开了他的俱乐部，我们随他一起去了一家新的俱乐部，名叫“琴特拉尔”，我很高兴能同我的朋友在一起，达里奥?弗洛依德瓦克斯、我家邻居的孩子马尔切洛?托兹、卡萨诺瓦、布拉依达、福恩和皮洛蒂。这些人即使是我如今回到莱孔圭斯塔，也要专门去找他们。托兹有两个兄弟，如果他们三个不来，我们就无法比赛，因为他们就是半支球队。托兹还有两个妹妹：玛里索尔和玛丽娅?索莱达德。她们也是我三个妹妹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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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女人我已经不记得我吻过的第一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了。我的那群朋友和我一样，在那时我们兜里一个钱都没有?所以我们根本不能邀请女孩子出来，请她们去那种付费的娱乐场所。恰恰相反，我们会把仅有的一点钱留在周末，一起去吃一个大汉堡。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五分钟的欢乐时间。经常是女孩子们为我们付舞场的门票，作为交换，我们和她们一起跳舞。我经常去的两个地方是“祖鲁”和“埃酷斯”。在那个时期，与我一起共度这些美好时光的是我的朋友奥斯卡尔?卢切罗。我们经常穿着一种红色的、很有个性的运动衫，别人从很远就可以认出我们。这件衣服还有一个故事，我很想讲给大家听。它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我非常喜欢它，就穿上它跑着去奥斯卡尔?卢切罗家给他看。我进了他家，一下子愣住了：他也穿着一件同样的红色运动衫。我觉得很失望，但是我们决定穿着同样的衣服出去。那些夜晚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同的：我们一起去舞厅，一起找女孩跳舞，一起享受生活的快节奏。是的，我的第一次接吻肯定是在一个舞厅里，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这个吻只是轻轻一触，我真正的初吻是同依丽娜在一起。我非常喜欢女孩子们，但是我知道如何抵抗诱惑，也不会献殷勤。我从来不是什么“拉丁情人”，缺少坚韧的精神，但同依丽娜在一起时，一切就不同了。

　　我１７岁那年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是科亚人，科亚离莱孔圭斯塔很近，我成功地和她建立起了一种“调情”的关系。我们是在一个乡村俱乐部认识的。我们一同参加了９月２１日春分节的一个晚会（别忘了阿根廷在南半球），在那一天，人们通常要组织一个牲畜交易会，来买卖牛、马和骡子。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 不得了，我只记得她是伊瓦娜的朋友，而伊瓦娜是依丽娜的表姐。

　　依丽娜的生日是９月２６日，她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我是在她１５岁生日那天认识她的。生日正好是青年人相互交流的时候，在阿根廷，人们通常将１５岁看成是由童年转向青年的标志，并习惯于在这一天给青年人一个难忘的日子。这种风俗过去存在，现在也一样，邀请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允许你晚上九点入场，一起吃晚饭，第二种 则是半夜才可以进去。我，一个１７岁的男孩得到了第二种邀请。在那段时间里，莱孔圭斯塔每两个星期就至少有一次晚会，我们从不缺席，准时地出席每个女孩的生日晚会，我们通常等待别人的邀请，但是如果邀请没有来，我们也照样出席晚会。因为我们有办法溜进去。第一步行动很有些“政治”色彩，我们先邀请晚会主人公的妈妈跳舞，这样我们就被允许留下来了。在依丽娜１５岁的生日晚会上，我收到了第二种邀请，不包括晚宴。但是为了能和我的科亚女孩在一起，我偷偷混进了晚宴。晚会是在市中心的希利奥一利巴内斯俱乐部举行的。为了参加这次晚会，我还特意向我的朋友卢切罗借了一条领带。我在试衣间照了照镜子，并不确定这条领带适合我。我穿得十分正式，就像参加婚礼。由于那天下了大雨，我父亲平生第一次决定陪我一起去。

　　我到了俱乐部，找到了那个科亚女孩，与她拥在一起，但在依丽娜面前，我觉得浑身无力。我以前同她相遇过几次，但是她从来没有打动过我的心。这一次和以前绝对不一样。她那天穿了一件玫瑰色的衣服，显得光芒四射。科亚女孩在我眼前突然消失了。我记得我从那时起再也没对她讲一句话。我以一种极其没有教养的方式放弃了她，在整个晚上，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晚会的公主依丽娜身上。即使是今天，我仍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起用不同寻常的眼光盯着我的。女人太可怕了，她们什么也不表露出来，要比我们男人狡猾得多。风俗习惯要求她——依丽娜与每个被邀请的男孩跳舞，当然也轮到了我。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秘密依丽娜今天也不承认：同别的男孩，她每人跳了５分钟，同我则只有２分钟，她让我一个人失望地待在大厅里。

　　那个夜晚能留在俱乐部本身就是个“奇迹”，我并没有被邀请一开始就参加“派对”，当我正同那个科亚女孩跳舞时，我父亲奥斯玛尔重新进入屋子里，他想通知我，我们家的鸡舍着火了，但是他没有找到我，这样他只好一个人失望地走了，而我此时正陷入了爱情之中。如果我没有参加晚会，如果我中途被我父亲叫走，谁知道事情会怎样了结。我有２个月紧追着依丽娜，为了能有一次同依丽娜见面的机会。我的心里只有她，别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这次晚会后８个月，我第一次吻了伊丽娜。那是在５月，那个吻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中，很深很深。

　　这是第一次我在谈恋爱时没有逃走的想法，相反，我担心会失去这一切。她那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经常不允许她外出，更不可能让她在半夜之后回家，她经常是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一起陪她回家时，突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其他人全都走开了，即使是今天，我还要感谢这些朋友的“照顾”，我终于吻了她，一个最最热烈的吻，是我做得最好的一次。

　　与此同时，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足球第一次在我的生活里占据了重要地位，我的一个朋友，皮蒂?洛沦兹尼送给我一张海报，这是他在《格拉菲科》上找到的。《格拉菲科》是阿根廷的一份体育类报纸，皮蒂一期都不会丢掉，在今天，他有一间屋子专门放这些报纸。

　　那是一张漂亮的海报，是迭戈.阿尔曼托.马拉多纳的，我决定把它贴在墙上，之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地方。正如我以前所讲过的，是我叔叔梅尔奇使我接近了足球，他一直在踢球，并且越来越出色，以致于博卡青年队开始注意到他，并让他去参加一次试训，但我们家里的人不同意，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远离家庭。

　　叔叔后来还是远离了家，不过并不是因为足球，他必须去科里恩?特斯继续他的学业，那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但他所效力的“拉?科斯塔”队的经理们愿意为他付车费，并且坚持让我留在队中，叔叔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往返科里恩?特斯和阿维莱内达之间，参加周末的比赛。

　　球队需要梅尔奇，他也从来没有让球队失望过。我则必须干上许多特殊的工作，比如把梅尔奇的球鞋洗干净，为他准备必要的物品，在中午到火车站去接他，并陪他去体育场。我那时始终在他身边，是他最忠实的球迷，直到有一天他不再参加比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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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岁的时候，我是一个肌肉很少的大男孩，很胖，体重超过了８２公斤。我的外号叫作“科尔多”，意思就是“胖子”。同时我也很高（在我生活的圈子里，只有我的朋友皮洛蒂比我还高），１６岁时我已经有了１．８０米高。

　　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科里恩特斯，在那里，我第一次被投入看守所，说实话，那并不算是真正的逮捕，但我的确在治安警察的看守所中度过了整整一夜，每次当我试着躺在长凳上时，警察们总是大发脾气，并叫喊着要我站好。我老实地站在那里，心中想着我的家庭，想着谁能帮我逃脱困境。

　　为了讲清楚这段不幸的经历，我必须讲述一下我成人之后第一次远离家人的旅行。那一年我１６岁，我和我的朋友奥斯卡尔?卢切罗决定一起去科里恩特斯，我的父母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在科里恩特斯我能找到我小叔叔梅尔奇，他当时刚好在那里工作。

　　奥斯卡尔同我一起到了公共汽车站，我们从那里出发，并且弄清楚下了车还要走上３００公里。我们指望能有个好心的卡车司机会搭上我们一段路。我们兜里几乎没有什么钱，但这并没有打消我们旅行的愿望。

　　没有几天，我们就花光了身上的钱。我们在汽车站过夜。在离开车站的路上，我们经过这一地区最漂亮的一舞厅，这里离市区有几公里远。那是凌晨一两点钟，我们继续向市区进发，科里恩特斯就在眼前了，这时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队警察。他们检查我们的证件。卢切罗有证件，而我没有。凌晨３点，我到了警察局，一直呆到早上１０点，我一秒钟也没合过眼。他们要我证明我有成年人证书，多亏了我叔叔梅尔奇在科里恩特斯，是他把我领了出去，我就是这样见到了梅尔奇。

　　几天后，我们收拾随身带的那些东西准备回家。卢切罗还记得他有一些朋友随家人搬到了科里恩特斯，他去找他们，我就在梅尔奇叔叔住的地方等他们。卢切罗说他的朋友有一家小店，这家小商店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他很快就会回来。但是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几个小时后也不见他的人影。突然，他出现在我面前，双臂抱着一个大 包，里面装满了香肠、鸡蛋、猪肉等食品。上帝啊，我们终于有吃的了！为此，我们改变了出发时间，在科里恩特斯多呆了几天。

　　虽然卢切罗和我的这一次旅行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可是在第二年，我们又组织了一次外出旅行，这一次是去科尔多巴。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皮蒂?洛伦兹尼和“波比”。我们的目的地是卡洛斯?帕兹，一个大城市的郊区。皮蒂已经放弃了学业，开始了泥瓦匠的工作，他并不缺钱。“波比”有一个好心的奶奶，总是给他礼物和钱，这样只有卢切罗和我手头有些紧。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用，那就是工作。卢切罗的一个叔叔是卖牛奶的，他让卢切罗给他当帮手。有一次他叔叔病了，我也去帮忙，这样，我就开始了我的新职业。我们早上４点起床，我开着一辆旧吉普车，用它来装运牛奶、酸奶和奶酪。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困极了，于是一次小车祸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灾难：牛奶和酸奶沿街流成了河。

　　卢切罗叔叔病好了，我必须找一份新工作了。我叔叔达尼洛向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他刚买了一小块地，需要有人来除草。我终于有了旅行用的钱。值得一提的是，卢切罗住在科尔多巴的一个叔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住处：在他的停车场里，条件是我们为他做小工。

　　我们４个人分成两个小组，一大早就出发去了汽车站，当然了，我总是和卢切罗一起，我们两个找到了一辆去圣塔费的吉普车，免费搭了一程车。我太累了，以致于在车上睡着了，３００公里的路上我一直睡在阳光下，我的半张脸晒变了颜色。在这次旅行中，我的脸一直是两种颜色的，正好一半一半。

　　在圣塔费，我们上了一辆票价最便宜的面包车，到达了科尔多巴，并找到了卢切罗叔叔的停车场。我们睡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上。我们的作息时间很简单：中午起床，接着是工作，从下午４点到晚上８点，晚饭吃上一点夹着猪肉的面包，而后回到住的地方打一场小型的足球赛，就在卡洛斯?帕兹的路边。踢完球洗个澡，最后是美好的夜晚，关于女人我们从来不提，但我们知道如何对付看门人，溜进舞厅。

　　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是在高中时偶然开始踢足球的。在阿根廷，每年都组织“因特科莱吉亚蒂”杯，也就是青年人的比赛。在我就读的埃耐特学校，有一支真正的由小冠军们组成的篮球队和排球队，而足球队也是全校的骄傲，我就参加了这支队伍。队内１５名队员中有１０个人是我们班上的，每次校内比赛，我们班都战无不胜。在校际比赛中，我们总能碰上商业学校队，他们是未来的会计，但我们每次都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我的生活始终围绕着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和我的依丽娜。除了学校生活，工作也早早进入了我的日程，我几乎什么都做，在十六七岁时，我专门负责管理养鸡事宜，我父亲同我的路易斯叔叔买了一块地，他们建了３个大鸡笼，每个长４０米，宽４米，一共养了５０００只鸡。我父亲必须去屠宰场工作，我叔叔也要在银行上班，于是我就必须“管理”那些养鸡的人。每两个月就有人来将可以出售的鸡运走。那一夜简直是地狱里的生活，我们必须给鸡称重，将四五百只鸡装在车上。还有鸡蛋，我到底运过多少鸡蛋，我自己也数不清了。每次我开着我那辆旧的“伊卡”吉普把鸡蛋运给商人，这车破损得连一块漆都没有了，以致于依丽娜拒绝坐它，我则笑着说这车就是我的梅塞德斯－奔驰跑车。通过这些工作，我结识了许多人，我总是想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什么，来更好地明白生活的秘密。

　　在莱孔斯塔有着我的全部：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痛苦和欢乐。我的父亲一直在继续他的个人奋斗史，在他身边总有我的妈妈。我还记得我的梅尔奇爷爷和他的小卡车，还有卡塔里娜奶奶对我的爱护，以及我的姥爷内斯托尔、姥姥伊莎贝拉，还有我的叔叔们，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我在莱孔斯塔长大成人，总是在家庭的保护下，在那里我还开始了我同依丽娜的爱情故事。

足球小子

　一辆深色的轿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那年１６岁，正在和依丽娜热恋着，对于将来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我学会了娱乐，认识了一些朋友，这就是我在莱孔圭斯塔的简单生活。我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我关于未来的那些简单的梦离我真正的人生之路是如此的遥远。但是在交待那辆停在我家门口的小车之前，我还有许多事情要讲。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对我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至今还记得我用过的第一块小足球场，那是我们卡贝罗地区的孩子们自己修建的，那是一块草很少的小场地，但是石子儿却很多，而且正好位于铁路线和一条车辆很少的道路之间，我们踢球时要不时地小心开过来的火车，当我们不小心踏到石子儿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痛。我们每个人的膝盖上都留有一些小小的纪念，但是如果能成功地保住上衣或者裤子，我们还是会很开心的。否则，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们又如何向父母解释被弄破了的衣物呢？

　　在我们把那块场地整平之后，我们决定给它起个名字，我最喜欢管它叫“隆布利科”，因为它又长又窄。每次开始比赛之前，我们都会争论一番，争论的内容是要不要把那条路也算到赛场的范围之内，如果不算，场地长４０米，宽１０米。但如果要算进来的话，那么场地的形状将会变得十分奇怪，一个角球点可能离门５步远，但另一个 角球点却离门足有２０步之遥。我那时只有１１岁，并在这块场地上开始了我的第一场足球比赛，有一点却是很自然的，我当时就是踢前锋，因为我喜欢当终结者，也就是射门得分的那个人。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第一支球队诞生了，这支球队名叫“愉快小组”，总部设在托兹兄弟一家。这支球队是由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路易斯?布拉依达的父亲组建的。托兹兄弟一共３人，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的“铁”。他们中的马尔切洛?托兹和我年龄相仿，瓦尔特则与我最大的妹妹年龄一样。至于他们当中的老三，我们当时管他叫“博恰”。托兹兄弟十分幸运，他们的父母也很不错，因为这对家长有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他们当时几乎成了所有孩子公认的最佳家长。

　　直到今天，我每次回到莱孔圭斯塔，都要见一见托兹三兄弟，他们中有两人现在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老三则当上了一位体能教练，他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健身房。在他们家里，我总是能遇到昔日的那些朋友，那些曾和我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的朋友。所以，我们一直把托兹家叫做娱乐中心或是渡假村，那里有一个不错的花园，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里边玩闹。

　　但我的父亲就不一样了，他不愿意我把朋友带到我们家里来，他害怕我们把家里的花园弄乱了。说实话，他只允许我把一些性格文静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可是这样的朋友我一个也没有。

　　朱利奥是托兹一家的家长，他那时是一名卡车司机，一到夏天，他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全装上车，同他一起在全阿根廷旅行，我就是这样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假期。我们把一个大垫子放在车内，就在垫子上疯闹起来。当卡车装上木材、食品或是其他货物时，我们就得呆在驾驶室里，朱利奥会抽走座椅，然后我们六七个人不可思议地挤在一起。我和朱利奥他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波萨达斯，这是米西奥内斯省的首府。第二次我去的地方叫做科尔多巴。

　　“愉快小组”——我的第一支足球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第一次参加了一个锦标赛，我们是在天主教队的场地上参加的那次赛事。我进了不少球，但还是没能进入射手榜的前几名，球队的成绩也一般，这是因为我们的年龄要比我们的对手小得多。这一年，我们没有赢得什么荣誉，但是我们一样很高兴。第二个夏天，“愉快小组”恢复了我们的行动，这时我们长大了一些，所以这一回我们不用在天主教队的场地上比赛了，我们到了莱孔圭斯塔竞技队的主体育场，但是比赛空间却大大地缩小了，只有正规场地的四分之一，而且每支队伍只能有七名队员上场比赛。我们这次赢了我们能赢的所有对手。到了第三年，这项比赛被分为三个循环来进行，第一循环叫做资格赛，我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小组第一名。其后在第二阶段的正式比赛中，我们又取得了第二名。最后的总决赛中我们又战胜了对手，我当时进了多少个球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有很多很多。我们当时穿的是白绿两色相间的队服，我背后背的号码就是我这一生中使用过的最主要的数字——９号。我们当时的主教练还是布拉依达，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帮我穿上射手金鞋的人。布拉依达当时是个鞋匠，他让我在他的小店里工作，我那时经常去找他的儿子们，然后和他们一起工作，挣上几个小钱。布拉依达甚至还教会了我怎么缝制鞋子。我们的球队变得相当强大了，比洛蒂是我们的守门员，那时我们叫他“弗拉科”，因为他又高又瘦，他足足有２米高，我们有时也叫他“特纳依亚”，因为在他的手下很少漏球。队里还有法比奥，他是布拉依达的大儿子。马尔切洛?托兹、卡萨诺瓦、塔图，我记得塔图是一个急脾气，然后还有我。那时队友们就喜欢叫我“巴蒂”，在此之前他们都叫我“格林科”，因为在我的国家里，很少有人像我这样长着一头金发。

　　由于在这次比赛中我们踢得不错，全地区的人都开始认识我们了，在莱孔圭斯塔，有几支球队的经理都找到了我父亲，他们坚持要和我签约，第一个邀请我的是塔雷拉斯队，第二份邀请来自竞技队，第三份则来自我叔叔梅尔奇效力的拉?科斯塔队。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我叔叔说过，我长大了想要和他在同一支球队踢球，但是我最终却选择了普拉滕塞队。

　　我那时已经１６岁了，继续参加各种锦标赛，但是我的父亲始终不愿意让我和一支球队签上一份真正的合同。这是因为在我的国家里，流传着一些很不好的故事。一些俱乐部的经理为了能从年轻的小球星身上挣到更多的钱，他们甚至不惜毁掉年轻人的足球生涯。这些经理们总是设法和年轻队员签上一份真正合同，但是当别的俱乐部对某位小球员发出邀请时，这些经理为了钱，根本不顾孩子们的利益。我爸爸比我更早地明白足球将是我一生的事业，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你要去严肃地踢足球。现在你不能签合同，是因为我想让你有一个自由之身。”

足球小子

我父亲很少和我谈论足球，在我的记忆中，这种事情一共也只发生过两次，而且从来不是因为什么技术问题。从孩提时代起，我在球场上就有着一种叛逆性，我会经常和裁判对着干，喜欢对裁判指手划脚，并且时不时的还要对他们大发脾气。小孩子们很会模仿职业球员的那一套言行，这是我们从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终于有一次，我父亲生气地对我说：“你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应该这样做。”我父亲第二次跟我谈到足球的时候，我感到他是真的发脾气了，而且不是仅仅对于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我们整支球队。那一次，我们在游泳池里消磨了一整天的时间，到了晚上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疲劳，结果当然是我们输掉了比赛。我父亲对我说：“你们应该学会重视那些你正在做的事情。”

　　在某些方面，我父亲那种坚定不移的固执是难以让人理解的，这一点，普拉滕塞队的经理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尽管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说服我父亲按照他们的想法去签协议。结果恰恰相反，倒不如说是我父亲最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使这些经理们相信我父亲为我准备的那份合同是所能够同意签署的唯一的一份。在这份协议中，有着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保护性条款。比如说，我能够在我想要离开俱乐部的时候自由自在地走人，而不用为此花上一分钱。但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的头脑中几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足球。虽然普拉滕塞队的球场离我家只有短短的五百米，但这段路却让我感到特别遥远，仿佛是在另外一座城市似的。我的爷爷内斯托尔就住在球场的附近，从他家的窗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球场，场地是实土的，草很少。

　　在普拉滕塞队，我有一件漂亮的黑绿两色的球衣，后背上的号码依然是我最钟爱的９号。在那段时间里，我一天要打上两场比赛，先是和比我们小的孩子，然后是对付成人队，当时普拉滕塞少年队的教练是雷诺索。在我看来，他还只是一个喜好安静的大孩子，工作十分出色，他对足球十分痴迷，并且是第一个让我真正喜欢上这项运动的人。直到今天，他仍然在训练着莱孔圭斯塔的孩子们。当我回到阿根廷的时候，我总是想着要去看看他。当我的双脚重新踏上那块小小的足球场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不可思议的兴奋。

　　当我１６岁半的时候，我踢了平生第一场真正的比赛，对手是我们莱孔圭斯塔地区最富有的一支球队——竞技队。这支队伍中拥有经验丰富的一流球员。从技术水平上讲，我们这场比赛可以同意大利足球中大区一级的联赛相媲美。我们的主教练是迪诺?索萨，而我的好朋友皮蒂?洛伦兹尼也同我一起上场比赛。他们两个人的祖籍都在意大利，皮蒂当时是中场球员，我还记得这场比赛的结果是１比０，竞技队获得了胜利。

　　这一年对我来说应该是愉快的一年，因为在随后的联赛中，我向我的叔叔小梅尔奇发出了挑战。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并为此一直训练到比赛前的最后一天。甚至于在梦中我还想象着这场比赛的细节。但是恰恰在赛前的最后一天，我突然生了病，发烧而且嗓子疼得特别厉害。但是为了能够参加这场同拉科斯塔队的比赛，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我生病了，我实在不想缺席这场比赛，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比这更重要了。我进入了赛场，感到双脚就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有意思的是，正好是我叔叔梅尔奇专门负责盯防我，从比赛的第１分钟开始，一直到第９０分钟。

　　比赛结束之后，我已经虚脱了，是别人把我抱回了家，之后我在床上整整休息了一个星期。

　　我在不断地成长，我的职业生涯也在继续着，于是我有了第一双真正的足球专业用鞋。现在我非常明白一个孩子当他进入体育用品商店面对一双真正的足球鞋时，会有着怎样的一种激动的心情。因为当普拉滕塞队的经理们送给我这样一双足球鞋时，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可以说，这决定了我的一生。这双鞋实际上比我所穿的球鞋要大上两码，我本来是穿４１码的鞋子，但是他们给了我一双４３码的，而且他们正好是在星期五把鞋子交给我的，第二天我就要参加比赛了，根本没有时间来更换鞋子。而且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够让我在当时的条件下放弃这双鞋子。于是我往鞋子里塞上了一大块棉花，就这样穿着它上场比赛去了。这双鞋子对于我来说是价值无比的，因为它证明普拉滕塞队已经把我当成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来对待了。但是很不幸，这双鞋子在两场比赛之后就坏了，这是因为它实在太大了，每当我踢到球的时候，鞋子都要弯曲一次，结果这双鞋子的前面开了一道大口子。

　　在这一年里，我进了许多的球，以致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我母亲都会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一次你又进了几个球？”明白吗？她不是问我是否进了球，而是问我进了几个球，因为对她来说，我每场比赛进一个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是参加训练，可就不是一件让人感到很舒服的美差了。我总是和教练们争吵，而我的体能教练最严厉，他从来不让我有一丝停顿的机会，这个人的名字叫内格罗?瓦拉凯斯。我当时是球队中最年轻的一个，“老人们”在训练了一天之后，到了晚上，一个个疲惫地回到了训练场上，他们总是重复地对我说着同样的话，无非是让我多训练，少走神。可是那时我已经认识了依丽娜，每次我在场上跑了一圈之后，眼睛就会自动地向她家的方向望去。有一次，老队员们真的对我发火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让我参加训练。但是到了星期日，主教练索萨还是把主力球员的队衣交给了我，于是老队员们一起向可怜的索萨喊着：“如果让巴蒂斯图塔参加比赛，我们就全都回家去。”不过这只是一次好心的警告罢了，我最终还是参加了比赛。

　　我在普拉滕塞队一共只呆了两年，我在那里感觉很好，经常参加比赛，也经常进球，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才感到有一点点的辛苦。我在这支球队踢球的第二个年头，一位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阿根廷足球人物走入了我的生活，他相信这项运动将成为我生命的主题。这个人的名字叫乔治.格里发。

足球小子

乔治.格里发当时就已经是全阿根廷最伟大的球探之一了，他以前也曾在普拉滕塞队效力过，后来转而在莱孔圭斯塔地区发掘年轻的足球天才。在那一年的省内联赛中，我们的球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只是在最后的决赛中才惜败于纽维尔斯老男孩队。格里发通过他的合作人几乎控制了整个阿根廷的优秀年轻球员，他同时也为纽维尔斯老男孩队工作，而且恰好在该队与我们比赛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我的表现。在那次两回合的决赛中，我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直到我们同阿根廷国家青年队打一场友谊赛的时候，他才最终确信了我的价值所在。

　　当时在我们的对手当中，有马拉多纳的弟弟乌戈.马拉多纳及雷东多、法布里等人，我作为莱孔圭斯塔代表队的前锋上场，结果是我们以２比１取得了胜利，我一人独中两元。赛后格里发从罗萨里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纽维尔斯老男孩队踢球，我当时对他说我愿意。那时候足球已经成为了我最大的爱好，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想到的只是应该完成自己的学业，我在学校还差最后一年就要毕业了，我的父母是不会让我离开家的。我对我的父亲讲了这件事，但是讲得很模糊，就像我不太积极似的。然而就在我不再想这件事之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格里发又从罗萨里奥打了一个电话，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但是在我的内心中，我几乎希望我的父亲对我说“不”。

　　然而我父亲却对我讲得非常明白：“如果你想去，你就去吧，但是在钱的问题上，我不能帮助你什么。”他对格里发也把话讲得很清楚：“我把加布里埃尔交给你们了，但是你们必须让他继续学习。”对于依丽娜，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认为这仅仅是一次试训，而且格里发的话并不能够让我确信纽维尔斯老男孩俱乐部一定会邀我入队。事实上，当我完成了试训回到家中以后，我几乎确信我不再会离开莱孔圭斯塔了，我实在舍不得抛下我的女朋友，她对于我太重要了。

　　然而我回家还没几天，罗萨里奥那边就不断地打来电话劝说我父亲，而且每次他们都坚持要同我讲话：“加布里埃尔，你应该来我们这里，你会攻进许多的球，成为最好的球员，你将在阿根廷最好的足球场地上比赛。”抵抗这种诱惑实在是不容易，终于有一天，我和我父亲决定试一试。

　　就在这一时刻，一辆深色的汽车出现了。就是这辆小汽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直接停在了我家门外的栅栏旁，我一眼就看出，这辆车并不属于我们这一街区，我心里认为，将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辆车的颜色很特殊。没过多久，我就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了，这就是我的命运。

　　格里发并没有自己来，但是他派了一个人来接我，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阿尔迪耶里。“快收拾你的行李，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这是阿尔迪耶里当时对我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时间是１９８７年的１月，天气很热，路面上尘土飞扬。直到跟他出了家门，我甚至于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根本没有时间来好好想一想。我的母亲正好不在家，她到一家商店为我买运动裤去了。对依丽娜，我说得非常模糊，我只是要她放宽心，因为我会很快回来的，我向她发誓说，最多只要两个礼拜。我不记得那辆小汽车为什么留在了莱孔圭斯塔，也许是因为车坏了，但是纽维尔斯老男孩俱乐部的经理们急于在罗萨里奥见到我，于是我们乘坐了一辆面包车，车是直接从我家门口出发的。我们下午两点动身，晚上十点就到达了目的地，八个小时走了整整４５０公里的路程。当时还有一些车比我们所乘坐的那辆车跑得更快，但是我们坐的这辆车价钱要便宜一些。一路上我感觉很好，但是阿尔迪耶里并不习惯在这种不舒服的条件下旅行，他一直在车上咒骂阿根廷的道路条件。

　　罗萨里奥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座大都市了，我几乎感到有些恐惧。车子急驶在市区的大街上，透过车窗，我看到了许多陌生的事物，但是我并不感到愉快，我有一些担心和害怕。阿尔迪耶里把我直接带到了体育场，它座落于一座公园的中心地带，我们年轻球员所住的宿舍就在观众席的下面。他带我去看了我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床上的垫子就像是河滩边的鹅卵石一样硬，还有一个大金属柜子，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所有的房间都没装门，每间房间都朝着公共走廊，当然了，楼道里有一个公共的浴室和厕所，我觉得这里就像是一座大兵营。但是只有在这样特定的条件下，你才能从这里找到真正严肃意义上的友谊。我在这里认识了古斯塔夫?马萨特，我们是一起从莱孔圭斯塔被选中的。他住在拉斯加尔萨，一个离我家很近的小地方。我们两个在罗萨里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俱乐部的经理们从来没有跟我谈到过工资问题，但是他们为我支付日常费用。我可以隔一段时间回家一次，纽维尔斯俱乐部为我支付旅行的费用，这就够了。对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除了马萨特以外，我什么人也不认识，特别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的艰辛。我在这里的第一位教练是马尔切洛.比埃尔萨，当他训练我们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令人讨厌的人。他要求我们不停地跑动，我觉得他是喜欢阿尔贝托.马莱萨尼（此人现任帕尔玛队主教练，曾在佛罗伦萨队执教一年）式的足球。一开始，他并没有看好我，这一点他是有道理的，我当时很胖，在运动中的速度显得比谁都慢。在普拉滕塞队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训练过，光是踢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在罗萨里奥，我一天至少要在足球场上训练３个小时，即使是下雨的时候也一切照旧，而在莱孔圭斯塔，雨天是我们法定的假日。但是我逐渐开始在第４特别队踢球了，这支队伍集中了我这个年龄段的最优秀的球员，它是俱乐部２０岁以下的选拔队。我在罗萨里奥停留了整整一个星期，然后就回到了莱孔圭斯塔。这一次，我几乎是确信我不再有机会能够经常回家了。

　　１９８７年的２月２日，我１８岁生日之后的第２天，我永远地离开了我的故乡。在此前，我已经向依丽娜解释了一切，我要她相信，我能够成功。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是我想她是明白我的心的。

足球小子

　我几乎每天都要从罗萨里奥给依丽娜打电话，一般来说，我是和朋友们一起去俱乐部的总部打电话，在那里，有一位好心的秘书小姐是我们的同谋。后来，我们的事情被纽维尔斯老男孩队的经理们发现了，我们只好转移到了公共电话亭。不过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打免费电话，我们把一枝钢笔插入电话机里，就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打电话，而且不用花上一分钱。

　　我已经是职业球员了，所以当我返回罗萨里奥的时候，就不用再乘坐面包车了，这一回坐的是一架可以搭载４名乘客的小飞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但是我并没有害怕，我一直在看着另外两名乘客，他们也相当平静。当飞机在罗萨里奥着陆时，我问我自己：“那两个人在阿根廷的上空飞行多少次了？”

　　现在，我开始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当一名真正的足球动员。以前我同普拉滕塞队签订平生第一份合同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以前也没有想到过要一生与足球为伴，生活在足球的世界里。

　　在罗萨里奥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放弃学业，我一直坚持到了第二个月。但是训练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艰苦了，他们让我做大运动量的练习，结果是一离开训练场，我就倒在了床上，而不是去学习。即使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比埃尔萨也不肯放过我。当时我认定，碰上这种教练真是我的不幸，可如今我认为我现在的一切都多亏了他。

　　我当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减肥，当我刚到罗萨里奥时，体重８２公斤，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体重就降到了７５公斤。但是我当时根本就不能跑，更谈不上去踢球了，我总是显得很衰弱的样子，于是我就什么都吃，但是每一样食品都吃得很少。这样，我开始重新吃面食，直到我的体重达到了最佳状态的７８公斤，正好同现在一样。

　　我当时的身体状态与一名运动员的标准很不相符，我的队友们已经练得颇有成果了，他们个个都拥有强壮的肌肉，而我却还是一身的肥肉。而且他们的经验也比我丰富得多。比如卡姆博，他前一年就呆在队里了，而弗兰科已经在纽维尔斯老男孩队呆了整整四年。

　　当我完成了减肥大业之后，我记得比埃尔萨把我带到了一个特殊的房间，里面放着一个柜子，在这个柜子里有阿根廷最好吃的饼干，我在这里放开吃了一顿。在那一段时期，我有着许多的外号，有人叫我“格林科”（金发少年），也有人叫我“卡车”，因为当我进攻的时候，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被我碰倒了。也有人叫我“科尔多”，因为我是一个小胖子。当时我的号码还是９号，第４特别队是一支很好的队伍，置身于其中，我们总是很快乐。我们当时穿的是黑红相间的上衣，当我第一次穿上这种运动装时，我更愿意坐到替补席上去，因为这样可以多穿会儿这身运动服（因为在场上，作为前锋的巴蒂总是被对手扯破衣服）。

　　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我们全队都住在观众席下的二层“别墅”中，我们喜欢这样称呼我们的住所。观众席下的第一层是厨房和餐厅，所有的人，包括俱乐部的经理们、成年队的球员和我们都在那里吃饭。

　　我们组成了一支优异的队伍，我的许多队友后来都成为了阿根廷的球星，马萨特、布斯塔曼特、科姆博、弗兰科、洛伦佐.塞兹，还有曼迪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曼迪拉来自科尔巴多。我们一起结识了体育场附近一家酒吧的老板，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那里打牌。

　　在纽维尔斯老男孩队的第一年，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训练艰苦，而且还因为我的家离这里太远了。当星期六或星期天上午的比赛结束之后，其他孩子都回家去了，只有马萨特和我必须留在罗萨里奥。星期天对于我们实在是太恐怖了。一开始，除了想家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我试着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但是俱乐部的经理们和我的教练不同意我这样频繁地“旅行”。

　　于是我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也不能回莱孔圭斯塔一次。节日是最孤独寂寞的日子，我和马萨特只能出去散散步，好在纽维尔斯老男孩俱乐部的体育场坐落在“独立公园”之中，这样我们可以去动物园转上一圈，或是围着人工湖跑一圈，要不就打一阵乒乓球。但是这种时候总是让人感到度日如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马萨特因为无聊和想家都快要发疯了，我们便破坏了在一路上见到的所有东西，我们用拳头或是用脚踢打门、桌子、玻璃瓶子，就像两个小流氓一样。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习惯了这种生活，与队友们的友谊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在周末时可以去队友家一起度假。有一次，我跑到了格里发那里，告诉他：“我想要继续学习，可是在这里无法实现这一点，我请您允许我明年再回到罗萨里奥。”我就以这种借口来试图逃走。但是格里发驳回了我的请求，他说服了我，要我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有一段时间，俱乐部不再给我发补贴了，经理们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加布里埃尔，你应该找份工作挣点钱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了。”他们帮我找了一份“好”工作，让我负责在游泳池周围割草。虽然皮博?阿莱吉叔叔经常给我一些活干，但我还是觉得钱不够用。这样一来，连回莱孔圭斯塔的路费都不够了。我太想回家了，因为我无法忍受看不到依丽娜，看不到我的父母和妹妹们，为了这一点，我第二次临阵脱逃了，我希望这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因为没有路费，我用两天时间才回到家里。

　　在我想我该回到罗萨里奥去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但是我没有勇气向父亲要钱，于是我就两手空空地到了汽车站。我是早上６点钟上路的，训练在下午５点钟开始，从莱孔圭斯塔到罗萨里奥这段路要４个多小时，但是直到中午我还没有搭上一辆不用花钱的车。没过多久，我见到了我的一个同乡，他叫布斯塔曼特，与我在俱乐部的一个队友同名。我们开始一起拦车，终于有一辆车停下来了，但是很不幸的一幕出现了，司机在开出１０公里之后就让我们下车了，而且正好停在了一座军营门口，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匆匆地驶过，没有一辆肯停下来，因为军营中出来了２００多名小伙子，他们全都站在路边拦车呢。

足球小子

如果我们没有搭这辆车，如果现在还是我们单独站在路边，也许我们已经搭上别的车上路了。我们一边沮丧地想着这件事，一边用脚踢着路边的泥土。然而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一辆“ＴＩＲ”大卡车停下了，司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上去了。整整３００公里，我们就在车后昏暗的车厢里度过。司机把我们扔在了圣塔菲，这里离罗萨里奥还有１５０公里，而且时间已经是晚上９点了。 我的朋友和我决定一起搭乘火车，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患难之交，而且他的兜里恰好还有两个钱。等到了车站，我们都快累死了，我倒在了长凳上，一下子就睡着了，直到一个警察重重地拍了我肩膀一下，把我叫醒了。“小伙子，你的证件。”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但是警察还是把我们带到了警察局。就在不久前，有两个乘客的包被人偷了，而且很不幸的是，这两个包和我们的很相似，警察把我们认作了偷包的贼。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警察，他告诉我们，包已经找到了，结果是到了第二天拂晓，我们两个才到达罗萨里奥市区。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全新的生活，日子过得很充实、紧张，除了想家之外，在其他方面我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每到半夜，我们就在“别墅”组织狂欢活动。纽维尔斯老男孩俱乐部的总部正好在一座公园里，天一黑，就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开着车来这里亲热一番，可是这些可怜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将要遭遇到什么。我们宿舍的窗子正好对着公园的草坪，虽然这些窗子很高，但是只要我们爬到大柜子的上面，就可以把身子从窗子里探出去了。我的朋友曼提拉是我们的侦察兵，因为到了晚上，他从来都睡不着觉。他上午训练、吃饭，然后就躲到床上去了，一到晚上１０点，保证能够醒来。这样一来，等到了晚上２、３点钟，当有一对情侣出现在公园里想要亲热一番的时候，曼提拉就把我们一个个的从床上叫起来，我们爬上大柜子，一边吹口哨，一边从窗子里向外扔瓶子和其他杂物，就好像球迷们在体育场里所做的一样。

　　１９８８年的２月，我在纽维尔斯老男孩俱乐部的第二个赛季刚刚开始，教练比埃尔萨就被调入了二线队伍，他当时把我们队中的加姆博、弗兰科和布斯塔曼特也带走了。我一开始被留在了原来的队中，和新来的教练马斯特洛依亚尼一起参加“小罗萨里奥”联赛。这是一项赛期很长的地方赛事，没有年龄的限制，因而我可以同那些比我年龄更大、比我更富有经验的队员同场竞技。就在这支俱乐部的三线队伍中，我有机会结识了内斯托尔?森西尼，他那时刚刚转为主力队员。森西尼一结束训练，就经常跑来找我，他从一开始就对我非常友善。

　　对于我来说，这个赛季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我只在三线队伍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就被比埃尔萨调入了他所执教的二线队伍中。关于马斯特洛依亚尼，我记得曾经与他有过一次正面交锋。那是我们第一次同他一起训练，他给了我们一大堆足球，告诉我们练颠球。一个、两个、三个，球就不听话地从我的脚上掉了下来，马斯特让其他人都停止了训练，用眼睛盯着我，对我说：“巴蒂斯图塔，在莱孔圭斯塔你是一直在颠西瓜吗？”这句话说得简直太损了，让我感到有些无地自容，但是我还是产生了反驳他的勇气：“先生，我不是马拉多纳，但是只要给我一个门，那你就等着瞧吧！”

　　比埃尔萨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教练之一。他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成熟起来，因为我所有的队友们都比我准备得更充分，至少在身体上是这样的，而我总是表现出迟到一步。由于比埃尔萨把我调入了二线队伍，使得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参加比赛的机会，而且在某一天中，我突然成为了俱乐部成年队的主力之一。我当时挣不到什么钱，我的那份合同简直是一文不值，但是在一线队伍中有奖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座金矿。你们很难想像，我很快就作为主力第一次代表球队出场了，而且还是在解放者杯半决赛中，这一切来得是多么地突然啊！就如同我的足球生涯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捉摸。

　　那是一个星期二，我刚刚从莱孔圭斯塔归队，正当我走进二线队伍的训练场时，我的一个队友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去体育场，同主力队员们一起训练。”我当时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但事实是在星期一早上，他们就已经把我的名字列入到了一线队伍之中了，只不过他们的通知我自己没有看到罢了。没有人能够想像得出，在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促进。我抱着同平常一样的心情去了体育场，心中想着，过不了多久就要回来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被留下了。星期日，我参加了一场甲级联赛，但是一切都显得非常糟糕。考虑到解放者杯的重要性，主教练在联赛中只派了一支混合队出场：一半主力和一半替补。我们当时是在图库曼打的这场比赛，对手是圣马丁队，我是在替补席上出现的，直到下半场的最后３０分钟，主教练才让我出场，结果是我们以０比１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之后，纽维尔斯老男孩队当时的主教练何塞?尤迪卡仍然让我留下随一队训练，这是因为在解放者杯的比赛之前两天，我们队的主力前锋卡布里希受伤了。我们在解放者杯中的对手是同国的圣洛伦索队，我心中暗想，属于我的时候到了。

　　比赛是在罗萨里奥中央体育场进行的，因为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场地太小了。有４００００名以上的观众到现场观看了比赛，这让我很不适应。因为平时我见到的观众大多是球员的父母、朋友、未婚妻，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５００人。就在那一天，我一天之内就给家里打了３次电话。第一次我告诉他们，我留在一队了，我会出现在观众席上。半个小时之后，我又给他们打了一次电话，这一次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能坐到替补席上去了。没过几分钟，我又打了第三次电话，向他们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喜讯：“爸爸，我要比赛了！”

　　我在一队的号码仍然是我所喜爱的９号，我们当时的这支队伍非常强大，我的朋友弗兰科同森西尼一起出现在了中场，构成了全队的攻防核心。我们当时给森西尼起了个外号叫“博圭塔”，意思是小嘴巴，这明显是在开森西尼的玩笑，因为他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嘴。记者们则把他叫做“拖拉机”，因为他强壮的身体也让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