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九七后的衰败
1997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令香港流行音乐界震惊的年份。是年，本来产量和销售额年年上升的唱片业，忽然轨迹转向，直线急降。比1995年，零售值少了五亿港元。再过一年，到1998，更只余9.16亿，和1995年比，一半还不到。
香港唱片产量及零售总值
年份产量零售值（港元）
95 17,003,800 18.53亿
96 18,001,300 16.91亿
97 15,000,000 13.53亿
98 10,000,000 9.16亿
资料来源﹕IFPI
1997年，有十张唱片，销情惨淡，每张销量在一千张之下。很多歌手，刚刚入行，出完唱片就在行业里消失，被唱片公司解约。

(a)两岸开放．各有主张
香港流行音乐能在海峡两岸畅销，最大原因拜香港的自由之赐。 80年代之前，香港是两岸三地最开放的，台湾不及，中国内陆更不及。然后随着台湾开放，大陆开放，三地自由差距，越来越少，香港歌曲的吃香程度便相应减少。两岸并不是不再听港歌，而是有更多选择。好的买，不好的就不再眷顾。从前动辄三四十万张的销售额，变得凤毛麟角，只有真正歌艺胜人一筹如张学友、叶蒨文、林忆莲、林子祥等人的作品，才会在台湾有较佳成绩；而且即使是这几位实力歌手，也只能出售国语唱片，粤语歌再无市场。此长彼消，外地市场，风光不再，总销路大大下降的影响，日甚一日，就连制作成本都要受限制。本来依附着电影和电视的香港歌曲，也因为香港电影不景，香港电视剧水准下降而顿失所依。 1992年左右，还有《黄飞鸿》等电影在台湾卖座，令电影原声带畅销，但畅销受惠的，只是个别乐人。香港音乐已和台湾口味越来越有差距。加上台湾的大唱片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分惠香港本土市场。出口与入口开始拉近，香港音乐市场就营利日薄了。

大陆的情况亦如出一辙。经过十多年的开放，广州已经变成了中国流行音乐重镇，毛宁、杨钰莹、李春波等人的歌曲，得了地利，销量与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越港星。而反向输出亦已开始，内地作曲家李海鹰的《弯弯的月亮》被吕方改成粤语歌，在香港播放。大市场变成竞争者，香港音乐，前景自然黯淡。香港唱片公司，在跨国音乐集团组织里，是进军中国大陆的好跳板。 1991年，香港「百代」公司率先和国内歌手解晓东及毛阿敏等签约，到1993，「新力」（Sony），华纳（WEA）及BMG等已在北京及上海设立办事处。但这些公司多年的努力，似乎都未能获利(36)。所以，虽然据《中国经济时报》估计，1997年中国音像市场已接近三百亿元人民币(37)，香港却未能从中占得什么。中国市场虽然庞大，但中国的商业运作，和别地极有不同，外地商管人员不明要窍，往往束手无策。而且内地唱片因为市场庞大，经营手法落后，放账，退货，回款，都问题很大，而且极难控制(38)。因此即使本地有国家支持的音像公司，经营也面对不少困难，更不要说对中国一知半解的跨国公司了。
本来，海峡两岸的本土认知从来就各有不同，到分歧太大，听众就会干脆拒听不合口味的外来作品，而趋向有共鸣的本土歌曲。何况，经过多年发展，海峡面岸的音乐已经和香港的水准拉近，有时还超越了香港。像中国，摇滚乐已创出自己的特别风格(39)，台湾作曲录音编乐水平，亦过香港而无不及。香港流行乐再要输出，就不容易开拓市场，重现当年盛况了。
(36)资料据本文作者访问来港唱片公司高层，但他们对数据都不肯公开，欲言又止，似乎在中国运作，有不少难言之忍。
(37)据冯应谦﹕《跨国音乐工业的中国本土化》，载《传媒透视》杂志（香港﹕香港电台， 2002）年九月号，页2 – 3。
(38) 《广州「音乐人」发布记者讨论会》录音本（1996年）。
(39)邱礼涛﹕《摇滚中国乐势力》一文（1994年12月），评十二月十七夜「红馆」中国乐手音乐会，就有「当晚窦唯、张楚、何勇及唐朝乐队的演出，实叫人激赏」的话。见邱着《大摇大摆》（香港﹕进一步多媒体，1997年），页61。

(b)行业短视．翻版猖狂
香港人灵活机动，应变奇速。不过，却往往短视，只重目前，不顾长远。 90年代，唱片市场已经难复当年盛况。梅艳芳一张《坏女孩》，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谭咏麟的《爱情陷阱》甫上市就售出四十万张的好景，只存回忆。一般新人，上市能有5,000张已算成绩不差，为求营利保持，销量不跌，唱片公司纷纷「吃老本」，推出旧日金曲作集锦唱片来保住市场。这种销售藏库旧目录（Back Catalogue）的方法，不错可以苟延残喘，一时之间可以继续生存，但长期没有新作品出现，市场自然萎缩，久而久之，歌迷就会不满和排斥(40)。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如果这时改弦易辙，把眼光放远些，也许香港音乐文化的延续，会因此改观。但香港人只顾目前的习惯已根深蒂固，所以唱片公司仍然不着重训练人才，只肯现买现卖。无论歌手，创作人和制作人员都全不培训，新人入行之后，只有一两个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不成，马上弃如秋扇，不再闻问。写词人入行开始越来越少，作曲人更不用论。八十年代，仍然会在两三年间，便有一批水准不差的新血词家入行，但到了九十年代，只有黄伟文一人，冒出头来(41)。
(40)陆少康﹕《谁谋杀了香港音乐？》，载1997年四月廿四日《东周刊》253期，页86。
(41)黄志华﹕《九十年代的终结》，载2000年1月2日《明报》「星期日影视」版。

而90年代，CD唱片冒起，起初因为是新科技产品，所以售价不廉宜，大约每张过百港元。但唱片公司在CD制作价钱下降之后，仍然坚持售价不减，来谋取暴利，于是，翻版商便如狼似虎的进入市场。在1999年6月12日《明报》的「港闻」版报导，有这样的描述﹕「没有店铺卖正版唱片的旺角西洋菜街，已被盗版街铺及小贩占据，记者昨晚巡视该处六间盗版唱片地铺，看到的是人来人往。入内走一转的市民，手上总拿着三张或以上的盗版碟出门，与卖正版商店的门堪罗雀差距甚大。盗版碟的销售情况与正版商相近，愈新鲜的唱片销量便愈好，而盗版商为争取客户，故在正版唱片推出的同日，便会有盗版货出炉，几乎可说是同步推出。」盗版CD，价钱最多不过正版的五份一。而实际质素和正版分别不大。因此除了法律和道德上的理由之外，消费者不买正版的诱因太大。而且，音乐作品创意重覆，乐迷买碟珍藏的越来越少。传媒如商业电台又大事谴责改编歌曲，终于五大国际公司联手，公开透过IFPI总裁警告，如果翻版问题不获改善，就会把亚洲总部从香港撤走。但禁翻版，要海关出力，甚至警方加入协助。港府回归之后，太多事兼顾，自然不会太着力。加以东南亚一带，根本翻版工厂，成行成市，中国大陆，正版只有市场百份之五。其他百份九十五尽是翻版，台湾则正版只是翻版的四分一。即使香港海关与警方联手，禁绝了香港本地的翻版，海外进入的，也一定不少。

(c)科技发达．水准降低
90年代电脑技术，突发猛进，令全球音乐行业改写了规矩。起初，在70年代，价钱廉宜的电子组合器（synthesiser）MiniMoog出现令音乐行业注意力集中在键盘之上。然后可以一起演奏五个音符的复调（polyphonic）软件出现，鼓机（drum machine）又在80年代日新月异，令一组复杂的节奏，按钮即成。跟着再出现定序器（ sequencer ），复有简称为midi的（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软件面世，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曲家。 Midi软件，可以把任何种类的声音，转变成可重播的讯号，一旦储存电脑记忆系统，日后即可以随时捡出来使用。任何作曲的元素，例如旋律程序，乐句，节奏组合，变化，或者歌声，都可任意检出，和其他声音讯号作出种种不同组合。这等于说，任何可以按动电脑（computer）键盘的，都可以成为作曲人(42)。这等于音乐民主化。作曲再不是一小撮有天赋或是受过严格音乐训练的人才可以尝试的专利玩意。但这种横向发展有好处，也有缺点，科技机器令作曲人增多，却没有令水平提高，反而，很多时候，令水平下降(43)。好像最新的「自动调音」（Autotune）软件，就可以透过电脑，把音高不准的走音（out-of-tune）歌声调校正确高度。于是，不少新秀歌星就变得倚赖机器，不下苦功，不作音准训练（pitch-training）和耳朵训练（ear training）了。

录像技术发达，令「音乐视像」（Music Video）流行。「音乐视像」本来是宣传流行歌曲的功具，歌星把歌曲拍成影像，送电视台播映，来宣传歌曲。后来倒果为因，反客为主，「音乐视像」变成节目。这些音乐视像的流行，助长了流行音乐由听觉媒体发展成为视觉媒体。到了90年代后期，歌曲包装改变，声音不再重要，歌星形象，音乐视像吸引，才是制作人着力点。视觉重要性，驾凌一切。音乐变成用眼睛来看的文化产品。难怪香港流行音乐资深人士李进激动地说﹕「音乐并非眼睛看的﹗ (44)」。而美国学者Allan Bloom也在他的名著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大骂music video，是「精神自慰」（spiritual masturbation）。

太多机器辅助，又重点由听转视，香港流行歌曲再没有美丽的旋律，优美和谐的和声和舒服的配器，只有枪耳（catchy）的花招（gimmick）。既不耐听又难记忆，完全失去了70至80年代香港流行歌的特点。而因为竞争剧烈，歌曲的寿命，也相继缩短。以前，一首大家欢迎的歌，会流行三至六个月。到90年代中叶之后，一首歌，可以三四个星期仍然播放，已算是大热（Top Hit）(45)了。水准下降，歌寿不长，香港流行音乐败象已经完全出现，欲救无从。
(42) David Sanjek, 「Don't Have to DJ No More : Sampling And the 'Autonomous' Creator」,载C. Lee Harrington及Denise D. Bielby编﹕「Popular Culture –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lden and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244.
(43)见Zwerin, Mik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usic」,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2 Dec. 1999, P.9.
(44)见《明报》记者陈宝明、杨敏丽访问李进，2002年8月19日A8版。
(45)赵来发﹕《交棒给谁》，载《明报》2002年一月廿一日《时代》副刊。

(d)社会老化．歌迷年轻
香港人口急剧老化。出生率在1971年是3.46，到1981年已下降至1.93，到1991年再下降到1.23。按人口学者的看法，每对夫妇要生育2.1位小孩才能保持人口的「替补水平」（ replacement level）。香港的生育率从80年化开始已经低于这替补水平了(46)。根据一般唱片公司高层人士的看法，香港人年逾25岁就开始减少买唱片，年逾30就连听音乐都少了(47)。香港流行音乐，在70年代中到80年代，听众年龄层面极阔，但到了90年代，就开始失去了大部份中年以上听众。买唱片的歌迷，也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香港语文水平低降，是近年全港各界人士普遍察觉到的问题。年轻歌迷语文水准不高，对歌词的挑剔自然不多，因此歌词的水准，除创意重覆之外，交字亦很多不通之处。香港报章上的劣评，几乎读之不尽。《明报》郭缱澂在《影视监察力》有这样的一段话﹕「成熟的乐迷，宁愿继续沉迷老歌，也不愿买欠质素的新歌。为迁就少年乐迷，音乐创作人走向单纯化的路线，在音乐上及歌词内容上，都难以令思想成熟的乐迷产生共鸣。」(48)

年轻歌迷口味，自然和成熟歌迷不一样。这一代的年轻人，习惯奇特，喜欢听多字的歌。认为歌词写得密，才可以表达意思。因此在90年代后期流行的歌，旋律音调繁促，用音之多之密，几乎令唱歌的人无法转一口气。这新习惯与上一辈的歌迷太不相同，于是乐迷两极化的鸿沟，深不可越。成熟歌迷，完全不再听现在的流行曲。本文作者为了研究这一段时期的香港流行歌，曾屡次迫自己听上榜歌曲，但过程辛苦，只觉惨不忍听，难怪谭咏麟在担任98年度两个颁奖礼金曲评选后，说上年挑选出来成绩较佳的歌曲五十首，其中三份之一「不堪入耳」，令他觉得「现象实在恐怖。(49)」。
(46)古学斌﹕《香港人口与香港人》，载谢均才编﹕《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时间─香港社会新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2。
(47)据本文作者访问WEA董事总经理陈志光资料。
(48) 《明报》「影视资讯版」，二ＯＯ二年七月十五日。
(49) 《明报》「影视监察」版，199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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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博士学位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发完）